年轻时就会想到老了去不了的地方

浮生掠影之走过巴拉格宗

对于我来说，世界是一本书，行走是一种阅读。把自己的身和心放逐于千山万水之间，也许只是为了寻找一种新奇，也许只是为了寻求一种宁静。我曾经在如梦如幻的桂林山水中陶醉加陶醉，曾经在充满原始气息的乐业大石围天坑中沉迷复沉迷，曾经在人间仙境的九寨沟流连还流连，曾经在巧夺天工的云南石林中徜徉再徜徉……
我却没有到过什么大峡谷。 原本以为大峡谷就是大一点的峡谷而已，就是两边的山脉夹着一条山沟而已，不会有什么看头的。但是，当我走过了巴拉格宗大峡谷，我才知道自己彻头彻尾地错了。

巴拉格宗大峡谷，一个在迪庆香格里拉地图上并没有被仔细地标明的地方。她还是一块还没有被开垦的处女地。 峡谷尽头有一个叫巴拉的村庄，她座落在巴拉格宗神山脚下，就像一片叶子，生长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就像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条村子都会有着自己的故事一样，巴拉也是很有些来历的。大约在三百六十年前，巴塘一带有一个斯那多吉土司，他骁勇善战，称霸一方，是康巴地区令人敬畏的人物。据说不但人们敬畏他，就是猛虎见了他也是会摇头摆尾的。在经过大半辈子的征战后，在他四十二岁那一年，土司突然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失去了兴趣。他想寻找这样一个地方，一个不会让他想到战争、不会让自己想到掠夺、不会让自己的欲望膨胀的地方。于是，他派出二十多个手下，用了三年的时间，踏遍了康巴高原的每一处山川和河流。最后，这个巴塘地区显赫的家族就突然消失了。原来，他们在神山脚下一片从未有人涉足的峡谷深处安了家。如今，当年的六十户人家只剩下三十户。 仲夏正是探访大峡谷的好时候。初进巴拉格宗峡谷，一切是那么出乎意外地苍凉。两侧的荒山对峙着，很用力地把天空挤成了一条蜿蜒的蓝带。强烈的高原阳光带着极强的紫外线，穿过落差近两千米的峡谷，也穿过时不时呼啸而来的山风，刺入碧绿的岗曲河。它们在水流轻缓处的卵石河床上，柔化成粼粼的波光。 十多公里的山路在山腰上横亘成一条线，曲曲折折地伸向北方，它和下边的岗曲河几乎同曲同直。我们就骑在马上，沿着一线蓝天标出的方向北进。我们行走在云南这个马帮之国所见到的最美的马道上。马铃声时而在从绝壁上凿石而成的栈道上回响，时而又在草滩盛放的鲜花里迷失在岗曲河的歌唱中。那种回响，是千年茶马古道上传回的声音。我们脚下的路，曾经有千万匹马驮着盐、茶和药材，流水般往返在雪域和汉地之间。绵延的马铃声中夹杂着松赞干布迎亲仪仗的喜乐，也夹杂着格萨尔王纵横驰骋的战号，以及北上红军疲惫而坚定的脚步声。 终于，茶马古道在一处岔口翩然西去，也带走了那人喊马嘶的遗韵。我们掉转马头，沿着岗曲河继续北上。越往前去，人类历史的痕迹就越来越模糊，而山林河谷和草木飞花却越来越丰富起来。清冽的河水轻轻地翻着白浪，又轻轻地消失在峡谷深处浓重而深远的云雾里。在云雾的背后，等待我们的就是康巴地区三大神山之一的巴拉格宗雪山。我们经过一处幽静的河滩后，江水突然咆哮起来，峡谷在这里陡然收紧，矗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酷似观音的巨大石峰——观音峰。 “这里就是进入天国的大门了。”同行的一位康巴汉子满脸虔诚地说。前面就是他们的家乡，他们家在天国。 离开岗曲河谷垂直而上700米，一片片如绿色烟雾般的青稞围绕着十来座藏房，那就是巴拉村。当年土司的后裔至今仍有十来户恪守祖先的理念，居住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地方。村口有一座白塔，凡有重要事件，人们就会在白塔旁升起香烟，让它飘向西边那闪闪发光的神山——巴拉格宗。在这里，村庄、白塔和神山构成了一条神奇的轴线，串起了村民们的生存、感情和信仰。白塔上有着数不清的经幡，它们在风中飘扬，像是在诉说着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梦想。 几百年的时光，对于个体生命来说是十分漫长的，对于历史来说却只不过是白驹过隙的一瞬。岁月已经让村民和巴拉格宗神山结下了不解之缘。村庄对面的千米绝壁上有一条之字形的马道，从那险要的马道走下去，就到了神山脚下，神山脚下是一个青草丰茂的天然牧场，村民的羊群就在那儿自由自在地生活，有的在一丝不苟地啃着草，有的在全神贯注地仰望着天上的白云。 那一个晴天的黄昏，我们站在神山脚下，站在羊儿的中间。逆光中的神山剪影，静静地矗立在我们面前。山脊后那些放射状的光芒纷纷射向蔚蓝蔚蓝的天空，照亮了那几朵依偎在山尖上的白云。山风徐徐地、徐徐地吹来，吹来一种通透心扉的凉意，吹去心底那或多或少的浮躁，吹去眼角那若有若无的惆怅。不知不觉中，天、地、人、神一片空灵。不知不觉中，神山就那么自然又自在地，将我们洗沐得干干净净，从发尖到脚趾，从皮肤到心脏，从肉体到精神。 真正走到神山博大庄严的表情背后，我才发现一座雪山竟然有着那么丰富的内涵，竟然有着那么悠远的时光故事，竟然有着那么细腻的情感诉说。迎着山巅翻越冰川，雪峰背后就是门堆塔苔地。 如果没有三面天然石屏的围绕，门堆塔苔地就像是一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的一块地方。但是，那只是我们自己的眼睛欺骗自己的结果，我们的眼睛对距离和尺度的判断，在那里已经完全丧失了作用。直到看着轻装的骡马屁颠屁颠地跑下坡去，在“足球场”里成了几个像逗号一样的小黑点，我们才会感到它的庞大和宏大。站在苔地的中间，你会感到来自地心深处的熔岩的脉动，正在努力地将周围的大山推向天际。有些不断刺向蓝天的尖峰崩塌了，有些还依然顽强地挺立着。不单挺立着，好像还在用力地向上生长。 空气中流淌着一种奇特的、荒凉的感觉，使人仿佛已经到达了另一个世界。干枯的白色河床从地平线的尽头蜿蜒地铺过来，在峡谷中铺出两三片绿色的平坝。走进河谷，发现生命依然丰富，依然多姿多彩。各种颜色的杜鹃花在石缝中迎风伸着懒腰，静静地盛开出鲜艳；雪茶在灌木丛中亭亭玉立，静静地匍匐出笑靥；雪羊在附近的山坳里出没，静静地对我们张大了好奇的眼睛；一只鹰或许是绕着风盘旋了一番后，累了，就静静地停在半空中，好像在回味着刚才和风姑娘的缠绵。沿着河床北上，在并列铺排的三座石峰的中间，阔大方正的佛塔就静静地站立在那里。 我们离开的时候，在海拔四千多米的玛尼堆前，村民们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细木柴，虔诚地焚起香来，祈求神山的庇佑。 木柴很快就燃烧了起来，村民们放上采集来的香柏枝，用酥油、青稞粉、奶渣等拌成的白色粉末也被洒入火中。浓烟升起，随着呢喃的诵经声飘向天国。在四面神山的回音里，新挂的经幡在风中静静地飘扬。 在我们即将离开的时候，盛装的村民手捧香柏枝在村口的白塔前汇集。康巴小伙子们穿上了骁勇的藏服，他们向着白塔、向着神山祈祷，为我们祝福。树香点了起来，浓烟向着巴拉格宗飘去，赤红的经幡挂上了白塔。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安静中，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经幡，注视着香烟静静地飘过白塔的塔尖。男人们面对神山大声地诵经，发出一声声呐喊。在悠长而古朴的颂歌中，村里的姑娘、孩子、青年和老人们都围着白塔，顺时针转了起来。 从那时起，在巴拉村口的白塔边，又多了一面为我们而设的经幡。 许多年过去了，忘掉了许多景物和人事，但就是忘不掉巴拉格宗。我也知道，即使走过巴拉格宗，自己也走不过那一面经幡。 (2002年8月初稿，2004年10月二稿)

人一老就会想起年轻时去过的地方

浮生掠影之郎木寺
有些事情是可以想到的，比如说要到某个地方去，那是计划中的，要办什么事，或者要见什么人。有些事情也是完全不曾想到的，比如一不小心就到了一个原本没有计划要去的地方。我就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到郎木寺去。到那个地方去实在是一种机缘巧合。郎木寺是个地名，她横跨四川和甘肃两个省，包括两个乡，在四川境内的是若尔盖县郎木红星乡，在甘肃境内的是碌曲县郎木乡。郎木寺也的确有寺，并且不是一个，而是三个。一条东西向的道路将四川和甘肃分开，南边是四川的格尔底寺和回族人的清真寺，北边是甘肃的赛赤寺。郎木寺是藏、回、汉族杂居的边缘地带。格尔底寺和色止寺都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寺庙。因为该派的僧人戴着黄色的僧帽，所以又称黄帽派。“格鲁”在藏语中是“善律”的意思。格尔底寺有四个大经堂，一个肉身庙，还有一个在建在对面山坡上的巴扎——护法师的庙。巴扎的最高处耸立着一簇神箭，藏语叫那则。那则直指蓝天。大经堂主要是供僧人学习和诵经用的，肉身庙里供奉的是活佛的不死之身。据说，肉身庙里现在供奉的是第五世格尔底喇嘛丹贝坚赞的灵塔，已经有300多年的时间了。在庙里参观，我们是分不出肉身和神像的，因为抹上金粉的肉身和供奉的神像已经难以区别了。每个经堂顶部的颜色都各不相同，分别为黑色、银白色、青色和灰色。而在整个主寺的周围，则分布着一排排木板作顶、石头作墙的白色房子。奇怪的是，站在远处看，那么多的颜色混杂在一起，不但看不出有什么混乱，反而还有着一种出人意料的和谐。郎木寺的天空很蓝很蓝，纯净得令鸟的叫声都像水一样清澈。有几朵白云静静地停在半空，好像在等待着风的到来。在一首我听不懂的、却有着优美旋律的歌声的引诱下，在一片草香芬芳的斜坡上，我见到了一位盘腿坐着的僧人。他中等身材，皮肤黝黑、油亮，平静的脸上有一双目光炯炯的眼睛。借助朋友的翻译，我知道他叫达吉。他十二岁的时候就来到格尔底寺了。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他的俗名叫做曲格才让，原来是甘肃碌曲县郎木乡的农民。我的朋友说曲格才让的藏语明显带有安多地区的口音，而四川的藏族是带着浓重的阿坝州藏族的口音的。曲格才让平易近人，既没有卫藏藏族的那种神秘兮兮，也没有康巴藏族的那种剽悍凛凛。不知为什么，他笑的时候，让人有一种不是嘴在笑、而是眼睛在笑的感觉。从曲格才让的口中，我知道格尔底寺创建于公元1413年，始作俑者是宗喀巴大师七大弟子之一的第一世格尔底活佛——戎钦更登坚赞。它的全称是安多达仓纳摩格尔底寺。“达仓纳摩”是藏语，“达仓”是“虎穴”的意思，“纳摩”也称郎木，是“仙女”的意思。“格尔底”是活佛的名字。如果按照汉语语法来组合，那就竟然是“虎穴仙女”了！寺中现在有僧侣700多人。他们坐在一起同时诵经的时候，那景象一定很壮观。格尔底寺东边有一面褚红色的崖壁，听说从前曾经是一个老虎出没的地方。文革前，寺庙的护法师都是用虎皮来护法的，只可惜在那场浩劫中，所有的虎皮都遗失了。实际上，有许许多多的东西都遗失了，就连我们一路上看到的许许多多的石头藏寨，也在逐渐地、逐渐地消失。它们被钢筋水泥代替了。“我们常常要失去很多东西，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永远找不回来了。”很平淡地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曲格才让显得有些伤感。他的双眼望向远方，好像望到了天的尽头。草坡上很安静，像蓝天一样安静，像白云一样安静。寺庙在蓝色的天底下，似乎并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虽然，从远处的巴扎——护法师的庙里，传出一阵阵护法师的鼓点——那是一种有点激越的、密密麻麻的鼓点。从前面的大经堂里也传出琅琅的诵经声。但是，我还是感到一片寂静，那是天地和谐的一种宁静，那是万物融洽的一种平静。看着一只小蚂蚁爬上一根草尖后再也不动了，它静静地趴着，好像也在谛听护法师的鼓点和僧人的诵经声。我甚至也能认定它也在好奇地注视着我，它对我的关注是因为我对它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吧。我不能肯定的是，自己身处的那种静得听得到自己血液流动的静，那是不是自己的心灵的静，是不是自己的心灵和寺庙之间相互呼应的静。格尔底寺有着极其严格的学经制度，一向倡导僧人严守所有的戒律。与四大经堂相对应，寺庙共分四大学院，那就是闻思学院、续部学院、时轮学院和医学院。闻思学院以学习显宗为主，显密结合；续部学院以学习续部密宗为主，兼学显宗；时轮学院以学习密宗、天文历算和藏族传统文化为主；医学院结合显宗、密宗来学习藏医药，以治病救人的藏医实践为主。每个学院分为九个年级级，每个年级必须读满三年才能升级。同时，每个年级每年都会有三次考试。入院二十年的曲格才让已经上七年级了。严格而漫长的学经制度，让僧人们很少有时间外出。对于曲格才让来说，他仍然有机会在每年的4月1日到4月12日，以及每年8月1日到9月16日这些时间里回到甘肃去，和自己的家人团聚。曲格才让说他回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种庄稼和收割青稞。之后，他会带着一些粮食或者钱回到格尔底寺。格尔底寺的收入主要有三部分：香火钱，寺庙拥有的几个商店的收入和门票收入，以及每个僧侣从家里带来的钱或者粮食。而寺里每年都会发给每名僧侣700元钱，供他们自由支配。那是“大锅饭”，一视同仁的。对于五年级以下的僧侣，都由老师带领居住。分级分组，就像一个大家庭里的一个个小家庭。到五年级以后，僧人们就可以自己盖房子了。不同年级的僧侣被分成不同的组，居住在那些呈带状分布的木顶石墙的房子里。每间房子都有门牌号，像“格尔底寺18号”等等。每一个门牌后面，是一个僧侣的家。天色渐晚，蓝色的天空的明蓝变成了暗蓝。曲格才让要回寺里的家做饭了，他还是用眼睛微笑着，和我们告别。他一步一步地、慢慢地走向寺院，他平静的影子被夕阳拖得很长很长。他有两个家，一个远，一个近。但是，他回哪个家会觉得温暖些呢？是不是两个家都一样温暖？我面前的那只蚂蚁还在草尖上趴着，有点像我平时喝醉了酒一样摇晃，也有点像我年轻时陷入单相思时的那种痴线加呆傻。它还没有回家。或许它没有家，或许那根草就是它的家。而我的家，在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2001年旧作，2004年10月24日二稿）

浮生掠影之访彭山 探彭祖
四川有彭山县，彭山县有彭山，彭山上有彭祖。彭祖生于彭山，长于彭山，晚年终老于彭山，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八百八十岁。可见彭山是个好山，不仅好，简直就是一座仙山。 彭祖山又称彭蒙山、彭王山。从远处眺望，一线山脉从谷底微微隆起，渐隆、渐高、渐大，蜿蜒直上，最后隆成一座高大的山峦便嘎然而止。在高高的山峦之下，又有一线小一些的山脉微微隆起，也是渐隆、渐高、渐大，它和上面的山脉互为环抱，蜿蜒而下，最后隆成一座硕大的山丘便又嘎然而止了，刚好和上面的山脉微微隆起的尾部连接，山与山就构成了一个天然的、立体的“太极”图。这种地貌是绝无仅有的。 彭祖是颛顼帝玄孙终氏的第三个儿子，他在中国历史上以长寿著称，是一位典型的长寿专家和实践家。史料记载他寿了八百八十岁，其实是按“小花甲”的记岁方法计算的，一年相当于现在的六十天，八百八十岁就相当于现在的一百三十多岁。彭祖的长寿并不是老天和上帝恩赐给他的，靠的是他自己特有的养身之道。彭祖精于医术，长于烹调，注意饮食，喜爱体育锻炼。同时又是美食家，做的野鸡汤被誉为后人“中华第一羹”。屈原在《天问》中就有：“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长?”的词句。他还是中华气功的祖师爷，是长寿引导气术的创始人，他把吐纳行气和形体运动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长寿引导行气术。 彭祖山又叫仙女山，那是因为彭祖去世后，他的三女儿在此结庐守墓，百年后羽化成仙，后人为了纪念她的孝心起的名。在彭山县，每年的三月三日和九月九日，都是纪念彭祖父女的节日。 彭祖山离成都只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过了岷江大桥那高度世界第一的、高达三十三米、宽三十六米的“中国长寿城”牌坊，驱车东进，抬眼就是一幅“百寿图”——在高耸、平整的石壁上，镌刻着一百个硕大无比又字体迥异的“寿”字。它是彭山人发给我们的一张贺卡，上面不仅写满了“寿”字，更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美好的祝福。 彭山到了。进了“仙山胜景”石坊，要上“九九长寿梯”。从山脚到山顶，长寿梯有九道弯、九十九个平台、九百九十九级石台阶，寓意自然是“九九长寿”了吧。山道左侧就是彭祖祠，祠的主体是承师殿，是祭祀、凭吊彭祖的重要场所。祠中有彭祖像和彭祖妻像，两边是彭祖八大弟子的塑像。那手执罗盘的，就是青衣乌公了，他是中国阴阳风水学的创始人，留有一部《葬经》传世。 出了祠门，顺级而上，便到了彭祖仙室外高大的“高山仰止”牌坊。这是对彭祖道德性行的无比称颂，出自《诗经》“高山仰山，景行行止”。进入仙室大门，两厢都是仿古的平房建筑。檐前有两行桂树，正是金秋，桂花飘香。令人想起“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的诗句。在仙室的前方，石阶的正中，有一幅太极图。彭山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太极图，而彭祖墓恰恰就在阳鱼“鱼眼”的位置上。不知道那是不是一种巧合。仙室里面，正面是彭祖的塑像，两旁是表现彭祖引导术的人物雕塑。仙室上方就是彭祖墓了，高大的墓碑上刻着“商贤大夫老彭之墓”。墓坐东向西，四面群山环抱。 走出彭祖仙室，就要钻过咫尺宽的“九天揽胜”之路。路旁有一个“八角亭”，据说是观看“睡仙女”的最佳去处。彭祖山海拔仅有六百多米，山不高却因仙而灵。山顶就有一个慧光寺，内有仙女炼丹洞，俗称仙女洞。据说，每年农历的三月三日是彭祖的生日，当天子夜时分，就会有若干个火球从山底的盐井沟一带飘起，轻轻悠悠的摆成一条线，缓缓慢慢地向仙女洞飞去，入洞约半个时辰后，又从洞中飞出，渐渐消失在来路上。山顶还有一座表现仙女炼成治病金丹后的塑像，塑像是一片紫薇林。紫薇是彭山县的县花，因为花期长，所以又叫百日红。从山嘴悬崖处的“重阳亭”沿石阶而下，便看到一立一坐的两尊唐代大佛，因它们高与山齐，所以被称为“齐山双佛”。最高的那尊释迦牟尼佛二十八米，名列世界第八。如此巨大的两尊大佛合在一起，在国内的确少见。在那个“多宝如来”右上方的悬崖上，有一个直径两米的圆形岩洞，人们叫它“老鹰洞”。据彭山县志记载，那洞是彭祖炼丹的地方。因为四周都是悬崖，人们无法攀登，可望而不可及，洞中是什么样子就不得而知。再下来，就到了彭祖的“采气场”，它是按照天圆地方的六十四柱格局建成的。彭祖是中华引导行气术的创始人，他的第一秘方就是长寿导引术，由长寿养生导引、长寿养疗导引和彭祖寿仙导引三部分组成。关于导引术的最早记载，《庄子·刻意》中就写道：“吹嘘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导行之士，养行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 养生殿是彭祖山最具神秘色彩的地方。殿外有自然生成的“夫妻树”，又叫阴阳树。那是同根而生的香樟树和乌柏树，香樟伟岸挺拔，乌柏娇小玲珑。他们相依相拥，可能暗合了彭祖的阴阳之道吧。养生殿中陈列有彭祖的引导术、膳食术、房中术。其中房中术是全国仅此一处的，并且规定未成年人不得入内。 彭祖长寿的第二个秘方是调摄疗养。他懂得养生智慧的核心就是“固守本真”、遵循自然规律。他的思想对后来的庄子、吕不韦、张仲景、孙思邈等都有极大的影响。清代的养生家石天基，就全面继承了彭祖的调摄思想，并有了自己的系统而详细的表述，提出要常常保持安静心、正觉心、欢喜心、良善心、和悦心、安乐心，在平时的生活起居方面也要四时调摄、每日调摄、每夜调摄和行旅调摄。此外，还提倡在天地自然中寻乐求趣，比如读书、赏花、玩月、观画、听鸟、钓鱼等等。 彭祖长寿的第三秘方是膳食术。从彭祖开始的中国饮食文化，并不是一味追求口腹之乐的，更多的是追求养身健身和长寿。前面提到的屈原《天问》中的句子，就是把饮食和健康长寿联系在一起的。 彭祖长寿的第四秘方是“房中术”。这也是养生殿中重点介绍的。彭祖是最早的性科学大师，他主张“阴阳各顺”，反对“纵欲”，也反对“禁俗”，提倡“节欲”、“适宜”，主张“男女相成，犹天地相生”，认为健康的性生活有益于身心。彭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发现男女性爱和人的长寿密切相关的人。在中国和东方的历史上，尽管在男女性爱方面有着诸多禁律，但彭祖的“房中术”仍然通过曲曲折折的途径，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于人生，一直认为有那么五六十年足够，只要自己开心快乐就好。但是，当我离开彭祖山，走过彭山县，出了四川省，甚至是过了那么多年，彭祖山的一切还历历在目。

我想知道毛虫是不是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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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

一支火柴杆上的青春
梁宇广题记：上帝说/把心放开/心叶就次第开放/ 滴水的早晨冉冉来临/ 我的青春/和第一声鸡鸣同时醒来。小工生涯从1988年农历正月十二开始，15岁的我曾经沿着西江漂泊，经过许多城市和村镇，最后像一张清瘦得单薄的木叶一样，飘落在那个被称为“荷城”的小城——广东高明市。 我在一个建筑工地做“小工”，整天在“大工”的吆喝声里递水泥浆、石灰浆。工头是一个容县人，虽然我们原本并不在同一个县城，但出了广西彼此都叫老乡。我从来就没有知道过工头真正的名字，见大家都叫他十二叔，我就也跟着叫他十二叔。十二叔在一个作文簿上记工分，在各自的名字下，干完一天的打一个圆圈“O”，只干半天的打一个半圆“D”。十二叔按月计数发工钱，大工的工分高，每个“O”算10分，小工有4个档次的工分，从下往上数上去分别是6分、7分、8分和8.5分。 我是在一个落着迷迷蒙蒙的小雨的傍晚找到十二叔的工地的。当我背挎着一只装着几件破旧衣服的破旧蛇皮袋，像一只被晒蔫了的辣椒一样站到十二叔面前时，十二叔看到的肯定是一只六神无主的“落汤鸡”。我低声下气地问他：“老乡，你这里要人吗？”惴惴地、惶惶不安地。刚收工吃过饭的十二叔，正坐在工棚门口的一截满是灰浆的木头上，用一根长长的火柴枝剔牙。他抬起满是花白头发的头，打量了我一下，有点怀疑地摇了摇头，我就知道也是“不要人”的结局了。我从离船上岸开始，就一个工地、一个工地去找，只要听到有广西口音的，就进去问“老乡，要不要人？”也不知到底问过多少个工地了。那些工头对我与实际年龄明显不相符的高大结实的身体还满意，就是都嫌我鼻梁上稳稳地搁着一副近视眼镜——还是那种在他们看来十分夸张的厚镜片。我想十二叔摇头，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了。 我朝他点点头，一言不发地转过身去，刚在烂泥地中走出几步，具体地说应该是三步半。十二叔在后面“喂”了一声。我在雨中站定，回头，发觉前后左右都没有人，他应该是在叫我。十二叔问：“四眼仔，吃了吗？”见我摇了摇头，他就招了招手，起身走入工棚，不一会就捧出一大盆饭来，白白的米饭上搁着三块黄黄的肥肥的扣肉。十二叔把饭盆搁在一块木板上，示意我坐下，转身给我拿来一双湿漉漉的筷子，说：“吃吧”。饭已经凉了，但我吃得热乎乎的。吃完了三大碗饭，我也不好意思抬起头来，我害怕十二叔看见自己眼中的泪光。 又冷又饿的我吃饱了踏上广东土地上的第一餐。十二叔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衫裤都淋湿了，入去换过衫裤吧，你不怕辛苦的话就留下来做小工。”我一时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地点头。十二叔说：“不用客气，在家靠父母出门在外靠朋友，你叫我十二叔好了”。后来，十二叔带我到另外一个大工棚，对着一大帮老乡说：“阿广是我岑溪县的表侄，今天刚到，你们帮他钉一张床。”老乡们一个个笑着朝我点头，他们七手八脚地拿出工具，搬来木头和木板，叮叮当当地干了起来，不到半点钟就“制造”出一张简易的木板床来。看到我除了一个蛇皮袋什么都没有，他们还找来了一张旧棉被和一张破了几个窟窿的席子铺到床上。十二叔坐在床沿用屁股摇了摇，试一下木板床是不是搞得结实，见到还不算太摇晃，就笑着说：“使得，还唔系太陋盅”。“陋盅”在白话中是差的意思。晚上，雨还在不断地下，雨点打在工棚的油毡布顶上，密密麻麻地响。我睡在床上，听着老乡们的鼾声屁声磨牙声和乱七八糟的梦话，想起了流着泪劝说我不要出广东打工的母亲。泪水又涌了上来。 我的小工日子从第二天早上6点钟开始。早春的天刚刚蒙蒙地亮，负责做饭的工友就煮熟了白粥，炒好了放着辣椒的腌萝卜。老乡们都草草地涮了牙洗过脸，一个个拿了大碗，白话叫做“大欧”的那种，能装得五六斤生米的。大家都装满了粥，站着、蹲着、坐着都有，都“唏唏嘘嘘”地喝起来。热腾腾的白粥温暖了我小工生活的第一天。 我是小工，准确地说是刚入建筑这个“泥水行”的新手，从洗刷灰浆桶到按沙和水泥的比例和浆，从给大工递浆递红砖到也学着拿起砖刀砌围墙，什么都得从开头练起。刚开始的几天，我负责帮三个大工递水泥浆，常常是这头喊了“阿广，浆！”那头又喊“阿广，浆！”灰浆桶是硬塑做的，小脸盆一般大的口，装满了水泥浆有三四十斤重，我左手右手各提一只，在三个大工间跑来跑去，被他们吆喝着，像一只上气不接下气的狗。在大工抽烟和去大小便的时候，我才能坐在砖头上喘息，也像狗一样伸长了舌头喷气。才半天下来，我就累得连喘气也好像没有力气了，真真正正是腰酸、背痛、腿脚抽筋，两条手臂更是痛得抬也抬不起来。因为不敢用力，去小便时拉开拉链也要上中下各停顿一下，分三个步骤才能完成。衣服也从来没有干过的，都被汗水腌着，每天晚上收工后汗一停，往脸上一抹，准能抹出一巴掌的细细白白的盐粒来。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是三个大工密密地抽烟和去大便小便，最好是拉肚子蹲在粪坑里半天出不来，好让我趁机苟延残喘。 有一天我被安排去打石灰浆，把已经泡熟了的石灰再用机器打碎一次，用来抹墙壁的。我穿着一双长统水鞋，站在太阳底下，一铲一铲地把石灰浆往机器里装，机器另一头流出的灰浆细腻洁白得耀眼。我浑身沾满了斑斑点点的灰浆，灰浆还溅到眼镜片上，经常模糊我的视线。其实这根本算不了什么，最使我痛苦的，是水鞋里从来没有干过，一双脚都泡在石灰浆里。晚上吃饭时分，我脱下水鞋，发现10个脚趾被泡得白里透红的，像一根根刚从地里挖出的姜芽。要命的是，由于穿着水鞋走来走去，水鞋口的地方老和皮肤擦来擦去，左脚和右脚膝盖下一些的地方齐齐被磨去了一层皮，两边的高度、面积都一样，用湿手巾轻轻醮去腐蚀去皮肤的石灰水，就露出了红红嫩嫩的肉，有一种钻心的灼痛。紧接下来的几个晚上就是再累也睡不着了，越是夜深人静，双脚越是痛得厉害。后来终于痊愈了，但还是留下了各一圈的疤痕，到现在还长不出脚毛来。这又使我有了一点儿吹牛皮的资本，我曾经挽起裤腿让别人看那两圈疤痕，说是自出娘胎就有了的，叫“福寿圈”，圈在脚上我这人就福寿双全了。虽然别人都半信半疑，但见着真有那么两个“圈”在左脚右脚同一个地方，光溜溜的都是不毛之地，也都半真半假地称奇起来。 　　在十二叔的工分薄上，我每天的工分是7分，按行规新入来的小工应该是6分的，但因为我是十二叔“岑溪县的表侄”，记到7分也没有人提意见。有个叫阿德的工友和十二叔同一条村，知道真相，他告诉我，十二叔其实是看见我长得白白净净斯斯文文，才可怜我收留我的，这使我更加觉得自己遇到了贵人了，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因为在50多个老乡中我是最年轻的，初中毕业，属于有文化的了。我的那些不同县份的老乡于是常常要我帮他们写信，大都写给他们在家里种田的老婆和正在某个学校读书的孩子的，内容千篇一律，首先是报个平安，然后问问家里有什么事情，最后是说在某月某日寄了多少钱回去，收到了给回个信说一声。如此而已。我满肚子的墨水无处可泼，只得在雨天停工的时候写诗。做小工做到第53天，大楼起到第四层了，十二叔就安排我去开卷扬机，工分也由7分提到8分。那可是小工中最轻松的工种了，可以戴个藤编的安全帽静静地坐着工作，久不久偷偷地瞄瞄路过的女孩子，看看哪一个苗条、哪能一个丰满、哪能一个漂亮。因为晚上基本上是不用开工的，我就不让自己闲着，从十二叔那儿借支了工钱，抽时间到书店买了很多书回来，天天晚上都蜷缩在被窝里看书。别人借支工钱都是用来买烟买衣服和寄回家中去的，看到我都是买书，就都有笑话我，说书又吃不饱穿不暖，说我“痴线”，十足十是个书呆子。15岁的青春就如此这般地进行着。 三个月后，我那个酒鬼爸爸写信来，要我回去到村小学当代课老师。我也开始觉得在广东这样打工漫漫无期的，以后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出息，心里也早就有了“转行”的打算。但为了方便纪念，我决心干满100天。第100天时，我向十二叔讲明原委，请他结算工钱让我回去。十二叔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我期望中舍不得我走的表情。他从床头翻出那个皱巴巴的作文簿，拉过一副算盘，“噼哩啪啦”地拨了起来，又核拨了两遍。末了，他抬起头对说：“总共82工，606分，每一分工分2文，共1212文，扣除借支的400文，还有812文。” 　　就这样，我又背上那条发黄的蛇皮袋，走过布满鱼塘的郊区，走过高明市长长的硬硬的混凝土街道，走到茫茫的西江边，搭船回乡，就像一条小鱼一样上溯、上溯。像来时一样，依旧是一个淅淅沥沥的雨天。“凳头鸡屎”的岁月在广东打工的日子被我拦腰掐断后，我回到了生我养我的良状村。经过母校的莫校长向教育组推荐，我成为了一名代课老师。我16岁的生日刚过后不久，学校就开学了。开了全体教师会议，分了课程，我被安排任小学三年级乙班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搭档的数学老师是一位刚从梧州师范毕业的女老师，长得还算水灵灵的。 上第一节课的时我紧张得要命。是莫校长带着我去教室的，他把我介绍给学生：“这位是你们的新老师梁老师，大家鼓掌欢迎！”于是教室里马上响起一阵烧鞭炮似的掌声。莫校长介绍完转身就出了门口，把我扔在讲台上，我顿时有一种只身孤影在大海里漂浮般无依无靠的感觉。我一时想不出该讲什么好，干咳了两声，刚说：“同学们，我们上课吧。”就感到自己的脸被火烧着了。看见我脸红的样子，有几个女同学在捂着吃吃地笑。从讲台的高度望下去，发觉小家伙们都坐得笔直端正的，都有一双清澈的眼睛。我知道不能让小家伙们笑话自己怕羞，于是板起脸孔，严肃地说：“大家打开第一课。”下面马上响起一片哗哗的翻书声。当我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课文的标题时，听见身后一片惊叹声：“哇，老师的字真靓！”我才定下心神来，我知道如何让这帮小家伙听话了。 　　山里的孩子读书像唱歌。我就在这种特别的歌声里走动，张望，守候。 　　三年级刚开始教写作文。一般是从填空式开始的，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一篇留有许多括弧的范文，让学生抄在作文簿上，然后在括弧里填字、填词再发展到填句。这样的作文是千篇一律的，但农村孩子的素质还比较低，又没有读过的幼儿园和学前班，教作文也好像只有那样教了。我教给班上45个学生的第一篇作文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 ），身材（ ），戴着一副（ ），他姓（ ），是我们的（ ）。………学生们便会依次在括弧中填“梁宇广”、“高大”、“眼镜”、“梁”、“班主任”……记得有一个叫陈小华的女同学竟然在“戴着一副（眼镜）”后加上一句“是个四眼仔”，气得我要死，但见她长得模样儿挺俏的，写作文又有创造力，便把她列入重点培养对象了。后来听说她高中毕业考上了大学，毕业出来后成了一名真正的人民教师。 我也对这种八股式的作文教学法不满，于是常在连接两节的作文课的时候，像赶羊儿一样把全班学生赶到学校后背的山顶上，让他们看头顶的天空看四周的山峰，看弯弯曲曲的小河看细细长长的田塍……我让他们写云的形状、树叶的样子、田野的风光，鼓励他们充分发挥想像力，不怕笑话地大胆地写勇敢地写。我的苦心没有白费，小家伙们的作文水平进步很快，每次作文竞赛都能拿下一个以上的一等奖，而在以前，参加全县的作文竞赛，这个小学的三年级是连一等奖都少有沾边的。我渐渐有了一点儿名声起来。 　　在学校当代课老师是被人看作没出息的，都被戏称为“凳头鸡屎”，意思是说好像一只鸡在板凳上拉屎，刚拉下时鸡屎是热的，但渐渐就会冷了臭了，被主人用扫帚一把掸掉。代课老师就是这样，没有指标没有编制，什么待遇也没有，然后什么时候用得着叫你来，用不着时一脚把你踢开。我这粒“凳头鸡屎”月工资是47元，等于是每天1.5元多一些。但我依旧自顾自地“热”着，还用工资订了一份《诗歌报》和一份《诗刊》，在其他老师看来，这是非常奢侈的了。我有个同村的堂哥在学校里搞财务，每个月从他手里接过那可怜巴巴的47元钱时，他好像都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后来我发觉他给我发工资都给2元和5元面额的钱，我领会他的意思，是让我看着那47元钱在手里显得厚一些好看一些，心里好受一些罢了。但彼此都心照不宣。 　　学校在一座叫雷祖顶的山腰上，原来是一座庙，也叫雷祖庙。学校的教师全在一处备课和批改作业，办公室就是原来的大雄宝殿。我的家就在学校背后，隔着一条清澈见底的六廓河。因为每天晚上都要安排老师守校，我是年轻人，没有儿女拖累，便自告奋勇报了名。结果校长分给我一个房间，我每天晚上在放了自修课后都会留在庙里过夜。老师们都说我胆子大，不怕鬼。他们不知道我也怕的，一直也怕见鬼。老师们不会知道，我留在学校守夜多少是有点私心的。一方面学校每个月补助5斤煤油，我可以天天晚上看书看到凌晨二三点，学校有一个图书室，我每天晚上都拿着一个手电筒到里面乱翻一气，觉得好的书有用的报刊，我都蚂蚁搬家般“借”到自己的房间，一开始动的心思就是准备“刘备借荆州”了的。还有一个方面可能是属于一个小阴谋了，就是那个刚从师范毕业的女教师，她是另一个乡镇的人，她也在学校要了一个房间，本来是和另一个女老师同住的，但那个女老师嫁了人，回家住去了。这样，偌大一座旧庙里晚上就只剩下孤男寡女了。女老师的胆子特别小，半夜里打雷刮风也吓得她像日本婆娘一般呱呱哇哇地乱叫，睡觉时也不敢吹熄煤油灯的。每一次她被吓得胆战心惊时都会用力锤打床板，并大声喊我，让我跟她讲话。就这样，我们一个人在一个房间，中间隔着一道墙，我在这边床上看书，她在那边床上睡觉。在她害怕时，我常常大声说话，或者有一句没一句地唱歌，给她壮胆入梦。在那段岁月里，这好像是一种莫大的慰藉。 　　夏天的一天夜里又下大雨，她要我留在她的房间下象棋。我本来不会下象棋的，她就“马行日”“象行田”“炮打隔山子”地教我。她那天夜里穿一件很宽松的白衬衫，我们就半伏在一张书桌上下棋，我不经意从她的衣领口望进去，看见半截浑圆的乳房，在煤油灯下散发着诱人的光泽，直觉得脸似火烧，心突突地猛跳起来，紧张得连拿棋子的手也颤抖了。幸好她没有发觉我的异常，要不，说不定会发生些什么事出来。16岁的我，经常有意避开她热辣辣的目光，也经常偷偷地观察她的一举一动，甚至盯着她远去的身影发呆，从而忘记了许多其它事情，比如前途渺茫的忧伤。 “凳头鸡屎”就是“凳头鸡屎”，代课老师是极不好当的，因为生活困难，因为没有身份和地位，除了老老实实的农民，再没有人看得起我们。一次，全校师生在操场上集会时，我就被一个不务正业的社会青年用菜刀追砍过。众目睽睽之下，我被他恶狼赶羊儿一样到处追杀。后来他虽然被判了十二年，但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追杀我，据说他是最看不起代课老师的，在那个年代，被人看不惯也会招来杀身之祸。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和他无冤无仇，我就是抓破了头皮也想不出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的身体虽然没有受伤，但如果不是我腿脚长跑得快，我想我也不能写出这篇文章了。那件事在我心灵中的创伤是十分深刻的，它使我从此疾恶如仇，并且是更加疾恶如仇。我知道自己没有可以用来杀人的菜刀，事实上我也不需要菜刀——那是不长脑筋的暴徒才会用的凶器。我自认为还算个好人，我想应该拥有自己的武器。我在家乡的小学当了4年代课老师，月工资从47元升到180元。20岁那年我走出了母校，把“凳头鸡屎”的岁月打包封存，到县城的教师进修学校进修去了。然而，雷祖顶的一草一木，学校里的一砖一瓦，一人一事，至今仍清晰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有人说磨难是一种财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现在回过头去，那时候我确实是一个拥有财富的人。

贫穷的歌唱
1992年9月5日，我揣着550元学费走进岑溪县教师进修学校，找到财会室报了名，找到培训部领了书本，找到38班教室霸占了第四组最后一排靠窗的一个座位。末了，找到小便处清理回收站，看了看自己的那个小东西，抖了抖，还在。于是我便走出了校门。这个过程从上午9点半到10点半，我几乎没有说过10句话，甚至对来来往往的老师都视而不见。
我的孤独，在旁人看来也许是一种冷傲，但我心里明白，那是一种接近绝望的冷漠，一种看不见渺茫前途的一线希望曙光的冷淡。 　　县城对于我来说，像我将进去进修的学校同样陌生。20岁，我才入城四次。第一次是10岁的时候，跟着四叔搭手扶拖拉机入城的，半路上拖拉机坏了，抛锚在一个叫善村的地方。修理了半天才好，“哒哒哒哒”地开过县城南门桥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连县城的街道还没走过50米，在一个小摊档吃了一碗2毛钱的米粉，又被四叔拽上了回程的拖拉机。第二次是15岁那年独自跑到广东去打工，搭一辆挤满人的过往卧铺车路过县城，车子在县城汽车站旁边的加油站加油，我下来撒了一个只有几滴小雨点的小便，也算是第二次光临县城了，后来从广东打工回来根本就不经过县城了。第三次是5月份时入城参加教师进修学校的招生考试，试场设在县城附属小学，现在叫第一小学了。第四次便是到教师进修学校报名入学了。那时候县城还很小，只有横不平、竖不直的几条小街道，最热闹的一段工农路，也没有什么行人。说是县城，其实还是小圩镇的性质，分圩期的，每逢三、六、九为圩期。圩期就是赶集日，所以只有在圩期县城才热闹些。特别是逢“三”圩期，被叫做“转角圩”的，人们在乡村中憋得比逢“六”逢“九”圩多了二三天，都会入城凑一凑热闹。那天不是圩期，中午的太阳又大，我双手插在裤兜里，左瞄瞄右望望地在冷冷清清的街道上转来转去，脑子里一片空白。 20岁的青春因幼稚而不羁。在教师进修学校上课的第一天，我就根据班主任的体貌特征，给他起了个“花名”叫“尖嘴猴”。自己因此而被记大过一次，成功地成为新学期的“知名人士”，在校园内臭名昭著。但我仍我行我素，上课经常迟到经常早退，经常不参加课间操，经常不做作业。甚至全校师生集中开会，有几次我都躲进图书室看书、给报纸“开天窗”。第二天学校照例会在广播里对不参加校会的学生点名批评，我照样脸也不红一下，照样哼着只有自己听得懂的歌在学校里逛来逛去，就像在圩镇上赶集卖鸡蛋一般。上课时我也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经常连书本也不打开，笔记更是懒得记了的，最多在书本上划几条线，马马虎虎地潦草几下。我的这种学习态度，使任课老师都把我当成眼中刺肉中钉，常常出一些难题提问我，成心找我的难堪。对于课堂提问其实我是胸有成竹的，尽管我的目光正在偷看着某个女同学优美的曲线，耳朵还是认真地听着老师讲课的，所以对于老师突如其来的袭击提问，我也无一不能对答如流。这就使任课的老师更加不服气了，他们明明看见我思想开着小差的，但每次提问都没能使我下不了台。特别是上《文选与写作》的“尖嘴猴”，可以说是想尽了法子“修理”我，可惜每次都让我胜利大逃亡了。那时候我开始写作，写些诗歌、散文之类的东西，雪花飘飞似地投向国内外的报刊，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课堂上完成的。由于作品的缘故，那一年我和著名诗人痖弦有了书信往来，他不单在他主持的台湾《联合报》的“联合副刊”上发表我的诗作，还给我寄来了一份东南亚一带华文诗刊的编辑部地址，鼓励我多创作。像我这样的代课老师，脱产进修是没有资格带工资的，家里又穷，加上我认为自己早已成年了早该自食其力了，根本就不好意思要家里的一分钱。我只有靠稿费度日，虽然是广种薄收，每月的汇款单也有一百几十元钱，我除了到饭堂买饭和买些日用品，还可以拿出一二十元买几本书。有一次，为了庆祝自己的作品同时被几家报刊发表，那时为了稿费，我常一稿多投，赚了些没有良心的小钱。我拿出80元请同宿舍的7个同学吃饭，在路边的一个小店赶着苍蝇饮酒、吹牛皮，还第一次带了5斤1.2元一斤的白酒回宿舍痛饮。因为猜拳划码，被查夜的值周老师发现了。但不知为什么，那天晚上他并没有批评我们，喝了一口酒，抓了一把花生米，走了。那位老师使我很感动。 那时候我常常用一只蚂蚁来形容自己。蚂蚁在良状村叫蚁子，蚁子很小，甚至比一粒沙还小。蚁子爬在一条泥尘滚滚的小径上，就像人走在人生的某一段路上。因为迷惘，我只能用放纵自己的灵魂的形式，使每一天飞快地流逝，使时间不至于像蚂蚁搬家般过得缓慢和沉重。只有在考试测验时我才是认真对待的。因为我心里明白，以自己在学校里的出格表现，如果考试成绩不好或者根本就不及格，要想顺利毕业拿到毕业证是不可能的。好在所有的课程难度都不是很高，大概比高中课程高一点点吧，所以每次考试我都能顺利过关。数理化方面成绩平平，文科方面的成绩是拔尖的，特别是《文选与写作》，无论是一般的单元测验，或者是段考、期考以及毕业试，我的成绩都是全年级最好的，一次都没拉下过。有两次期考还得了满分，连作文的40分也拿下了。因为每次期考都是隐名评卷的，评卷老师也要交叉调换，出了成绩要按分数排名次，老师们的荣誉就体现在学生的成绩上。我的《文选与写作》成绩全年级第一，每次都为所在班级和任课老师争来荣誉，而偏偏我们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是同一个人，就是那个最讨厌我的“尖嘴猴”。不知每一次的考试成绩出来时，那位经常被我戏弄得胡子翘到耳根的“尖嘴猴”会有什么感受？我在傍徨中的青春情愫，原是期望一次刻骨铭心的恋爱的。脱产进修的两年中，我记不清到底帮助班上乃至高年级的男同学写了多少情诗，也记不清到底为班上的女同学写了多少情书。我把自己的才气挥洒在别人的感情里，抒发别人真实的欢乐，也虚构别人的忧伤与哀愁。像我们这类的进修学员是可以谈恋爱的，因为每个人都已经参加工作好几年了的，不论是公办教师、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按规定都要有5年以上工龄才能报考的。有许多民办和代课教师都已经结了婚，有一些还违反了政策超生了的。最大年纪的一位姓廖，与我同桌，43岁，在一条山沟沟里当了18年的民办教师，家里有3个女孩，据他说还准备偷生一个男孩。我们都为着一个中专文凭而来，只要安分守己，顺利拿到毕业证是没有问题的。运气好的还可以找到一个老公或老婆。这种大众型的思想，使没有结婚的都不约而同地把学业和爱情摆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有了恋爱的气氛，课堂内和课堂外都热闹起来了。 　　我就在别人的喜怒哀乐里喜怒哀乐着，自己等待的恋情并没有如期而至。我敏感的神经，也意识到班上有几个女同学对自己有那么一层意思。但我都装作不解风情的样子，往往对对方的暗示视而不见，很多时候反应迟钝，木头一般。有一个曾经也让我动了心，彼此也有了一些感觉。有不少次，我们在课堂上同时望向对方，目光相接的一刹又同时躲开，彼此都觉得脸上微热。她是公办老师，长得苗条可人的，眉目含情，是很温柔那一类女孩。她父亲是教育局的干部。后来班上有人传开了，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个代课老师追一个公办老师，肯定是看中对方父亲在教育局，怀有将来可以利用对方的关系转正为公办老师的目的的。这使独立特行的我气不从一处来，我对世俗偏见本来不屑一顾，按照一贯的性格是别人越反对的事我就越要干的，但那一回我忍下了。我决心逃离爱情，发誓要混出个人样再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于是，我把心中的恋情和满腔的激愤倾泻到一页页稿纸上，使之变成文字和汇款单。我硬下心肠，不再理会她那哀怨的眼神和温馨柔情的书信。实际上我心里也没有底，不知前途会是怎样的前途，不知这种放弃到底是对还是错。我就像一叶扁舟，在茫茫的大江上漂流着。我孤单无助，望不见可以停靠的岸，只能用自己柔弱的坚强，迎接每一个风雨飘摇的日子。每一天都很充实，每一天都很空虚。每一天都很清醒，每一天都很迷惘。这就是我的青春。 1994年7月，我结束了在教师进修学校进修的日子，拿了毕业证，卖掉所有的书本，连宿舍里那床被铺也送给了一位在偏远山区任教、穷得响叮当的代课老师。我揣着一本红色的毕业证书和一张12寸的彩色毕业合影照走出校门。口袋里还有17块钱。回首两年的时光，我觉得自己最贫穷，也最富有。第二年，也就是1993年，我把自己在教师进修学校进修时发表的诗歌结集成书，找了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书名就叫《贫穷的歌唱》。 在一朵梦境里诗意地栖居9月很快就到来了。我并没有回乡教育组报到，我决定留在县城。我打了个电话回教育组，骗组长说我快要结婚了，老婆离县城近，我只好在县城附近找间学校当代课老师了，我请组长谅解我违约。组长在电话那头沉吟了一下说，你最好和你爸商量一下，是你爸要我留你在乡里的。我说不用了，这事我们爷儿俩已经讲好了的。 后来我才知道，我爸拜托教育组长想办法留我在乡里任教，主要是担心我生性不羁，一到外面的世界闯荡，是会越走越远的。他舍不得我离他太远。后来见我执意要留在县城，便对我说：“你大了，爸也帮不了你，自己走好自己的路，有空闲时回家看看你妈。”就这样，我打起背包走出了良状村，走出了昙容乡。 我在20公里外的县城举目无亲。我找到县城旁边的樟木乡教育组，问他们要不要代课老师。当时是9月7日，学校已经开学。教育组里有6个人，他们都说代课教师已经安排满了，都已经到位了，还有几个安插不下呢。我说了我的名字，说明自己刚从教师进修学校毕业的。有一个姓叶的副组长马上抬起头来说，哎呀是你呀，你不回昙容乡了吗？他于是开始向在座的人介绍我在教师进修学校的“光荣历史”，从我刚入学时给“尖嘴猴”起“花名”到毕业时卖掉所有的书籍，他都倒背如流，好像他亲身经历的一般。我心里暗想：毙了毙了，臭名远扬，当不上代课老师了。想不到那姓叶的副组长在其他的人笑完以后，微笑着对我说：“新村小学还缺一个语文老师，是因为公办老师不愿去、代课老师学校又不愿要的，还是毕业班的，我知道你有两下子，如果不嫌远你明天就去上课。”这分明是在我想睡觉时给我送枕头来了，于是爽快地答应了。 新村小学和县城隔着一条义昌江，从木板桥过了江，沿岸而上，踩单车要半个多小时。虽然路是机耕路，每逢雨天泥泞难走，但它还属于垌面学校。学校也在义昌江边，很小，只有9个班级，一二三年级各2班，四五六年级各1班，连老师算进去也不到300人。校长始曾，50多岁，本村人，就住在学校边，因为他长得很高，1.82米的个头在村中很少见，所以村民、老师和学生都叫他“高佬曾”。我是新来的，自然不好意思叫他的外号，不想他眯眼笑着说：“梁老师，你还是我‘高佬曾’吧，叫曾校长我不习惯，有时会忘记回应的呀。”“高佬曾”对我很好，当场就叫了几个六年级的学生去打扫我的房间，叫工友买来门锁和窗帘。他还安排我坐在他对面的座位办公。就这样，我在一间巴掌般大的小学里安身立命了。第一个晚上下起了雨，我听着瓦顶上窃窃私语、沥沥的秋雨和义昌江隐隐约约的涛声，觉得心头千头万绪的，但不知先想些什么才好。 有过四年代课老师的经历，又去进修了两年，对于毕业班的教学虽然陌生但也能应付得过来。班级的纪律、学生的学习成绩都在掌握之中。引以自豪的一点是，我安排班上纪律最差的一名男同学为纪律监督员，让他负责管好班级纪律。这一招非常奏效，原本班上的纪律就是他带头起哄才搞反了天的，同学们都叫他“小霸王”，让我给“招安”后，班上的纪律就出奇地好了起来，无论有没有老师来上课，全班学生都会正儿八经地端坐在座位上自习、做作业。晚自修结束后，我常会把纪律监督员叫到办公室，了解课堂纪律，他常会这样大声说：“没事、没事，静得连一枚针掉落地上也听得见。” 因为住在学校，星期天我也懒得回家去。一方面因为感到都20岁了还一事无成，只当一个代课老师，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意思。另一方面我要写作，正好趁着星期天清静好好地想，好好地写一些东西。我也不知道写东西到底会不会有出息，但是除了抒发心中的孤独与忧伤，热望和狂想，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好做的了。学校里还住着两个老师，是一对夫妇，带着一个才四岁的小女孩。他们对我很好，叫我不用自己破费买电饭锅什么的了，到他们家吃去，反正米是从家里运来的，不用钱，只是添多一双筷子而已。这样，我的食宿问题都解决了，我唯一的“家务”是给自己洗洗衣服。无聊的时候，我就和那对夫妇聊天、吹一下牛皮，逗他们的小女孩玩。夜深人静，正是我文思泉涌的时候。我在一盏40瓦的电灯下纵横驰骋，用色彩缤纷的文字编织着一朵美丽的梦，因清贫而清瘦的我以及因清贫而清高的我，就在自己的梦想里诗意地栖居。 阵阵秋风渐渐凉。江边的天气凉得比其它地方好像要快些。经过了许多模拟考试，这时候我的劳动成果出来了，学生的检测成绩在全乡25个毕业班中，平均分总排在第五、第六名的位置，由以前的十八九名算是进步了许多。“高佬曾”很高兴，整天眉开眼笑的，对我班上的学生考上县里的重点初中、为校争光充满憧憬。教育组那位叶副组长也曾专程到校探望我，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教育组帮忙解决的。后来他拍板，把我的工资由230元提到250元，增加的20元由学校从勤工俭学收入中支出。这使我在萧瑟的秋风中感到有一种别样的温暖。因为我是全校教师公认的才子，在新建校门时，“高佬曾”还把撰写校门对联的荣耀奖给了我。恃才放旷的我也没有怎么推辞，用不太像样的行楷写了一副嵌名联：“新雨桃花千朵润，村风道德万年馨。”大概是因为“山中无老虎，马骝当大王”的缘故吧，对联一刻上大门，倒也赢来不少叹赞。那是一段悠闲的时光。我轻松愉快地上课，与36名学生共同享受着乡村校园里灿烂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我随心所欲地写作，不求名也不求利。与在教师进修学校读书时的写作相比，那是更纯粹的写作了，因为我不拿自己的作品去投稿挣稿费。我写作，是因为我需要用写作这种方式进行精神上的自慰。因为自尊，因为自重，因为自珍，我的青春自自然然，自由自在。纸页上的冲锋陷阵韶华易逝。时间过得就像义昌江的流水一样飞快，我在新村小学当代课教师的日子，转眼间就过了3个多月。12月28日，一位在县委宣传部工作的老乡找到我，问我愿不愿到宣传部去，他告诉我，县委办了份《岑溪报》，由宣传部代办，12月26日才创刊的，报社人手少，还要招人，如果有意思可以向宣传部长推荐推荐。后来，他在我的房间左翻右翻，拿了一大叠刊登有我的诗文的报纸，走了，叫我等候他的消息。 那位老乡原来在乡文化站当站长，我在乡小学当代课老师时跟他熟络，彼此都欣赏对方有些才气。在我到教师进修学校读书那年，县委宣传部把他调上来了，专门负责搞橱窗板报。我已有2年多没有跟他联系，想不到他还记着我。 粤语有句话叫“鸿运逼人来”。运气来的时候是用门板挡也挡不住的。第二天下午还未到放晚学时间，我的那位老乡就乐颤颤地跑来报喜了。说报社看了你的作品已经决定要你了，宣传部长已经跟乡党委书记打了招呼，乡党委书记也跟教育组打了招呼，元旦你就可以去上班了。这时候“高佬曾”也从教育组回来了，说了一番舍不得让我走的话，让我很感动，差一点就继续留在新村小学了。那一晚我辗转反侧，决定为了自己的前途放弃那帮可爱的小家伙，放弃那种艰苦而悠闲美丽的生活。那时候我开始感到，其实人的自私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我为没有来得及以让多少个学生考上县重点初中的方式，报答叶副组长的知遇之恩和“高佬曾”的厚爱而感到惭愧。 与往年一样，1995年的元旦也是公众假期，但我被通知于当天上午到报社报到。当我在上午8时准时出现在位于县委4楼的岑溪报社门口时，门还没有开。我站在空空荡荡的走廊上，看早晨的天空，看周围的楼房和院子里的假山和花草，心里想象着即将遇到的一些新面孔。8时一刻左右，对面一幢宿舍楼4楼的阳台出现一个人，他还穿着花白的睡衣。他大声问我是不是叫“梁宇广”，让我再等5分钟，说他马上过来开门。5分钟后，他一身西装革履地上到报社，精神抖擞。他开了门后才自我介绍，原来他就是宣传部长兼报社社长。他的热情使我受宠若惊。9时左右，报社的几编辑也陆续到来，大家开始加班。我是新手，当天主要是熟悉一下环境，翻看一下上一期的报纸。我的新生活从新历新年的第一天开始了。
我借住在那位老乡的房子里，他的爱人还在乡下。从来没有写过新闻报道的我，开始从头学起，先是跟着去采访，跟着用尺子、铅笔在画版纸上画版，都是依样画葫芦。那时《岑溪报》是周刊，还是小报，没有什么来稿，从头版头条到第4版的倒头条，几乎每一个文字都要我们来完成。除了社长和总编辑，还有一个打字员，就剩一二三四版的4个编辑了，我们4个人既是记者、编辑，又是校对员。报纸是每周星期四出版的，每周的星期三早上要开车到85公里外的梧州市去印刷。一般是早上6点钟出发，8点钟左右到达印刷厂，安排好打字员录入，开始一校、二校、交叉校、第三校，这个过程需要十三四个钟头。到晚上10点半左右，报纸的电版才能上机，印完报纸也要30分钟左右，这样，我们回到岑溪县城时，经常是第二天的凌晨了。每周都差不多。我属于抽调过来的，是个日工，月工资220元，跟在新村小学当代课老师差不多。如果星期天和节假日加班，报社会发每天20元的加班费。各人编辑的报纸按画版计算补助，每画一版80元。我负责的第4版是综合版，新闻性不太强，都是些文教体卫方面的内容，还经常有半个版面的广告。因为编辑稿件较为容易，版式要求也不是很高，我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去钻研一些有关新闻报道方面的书籍，也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外出采访。 我暗暗下了决心，把主要精力花在冲击头版头条的新闻报道上，那是容易“扬名立万”的地方。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几个月后，《岑溪报》的头版头条几乎被我承包了，打开每一期的报纸，头版头条的记者都是我的名字。一个有着78万人口的县份只有一张报纸，一时间我名声振作起来。小县城其实是个很官僚、很世俗的小社会，一有些小名气就会有许多人找你，他们接踵而至。在一个小地方搞新闻报道就有诸多好处，竞争不会太激烈，那些局长、经理、乡镇书记、乡镇长都会通过各种途径找到我，因为我可以使他们的政绩在党报的头版头条得到体现，让社会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对他们进行认可。在他们看来，记者也许只是一条狗而已，只要扔出一块骨头，狗就会狂奔而来，在他们的脚下摇头摆尾的。他们为了出自己的政绩，是很大方地拿公家的钱请客吃饭的。我当时就是一条他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狗，我用枯燥无味的文字为他们的脸上涂上一层金粉，使他们原本灰暗的面目在上级领导和平民百姓面前变得光彩照人起来。而为了使自己的报道摆上报纸最醒目的位置，年轻的我正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这样一项工作，乐此不疲。渐渐地，县委的主要领导下乡钻基层检查中心工作、慰问五保户什么的，都要点名拉上我一起去，要我为他们写出报道见报、上头版头条。一年不到的时间，我成为广西日报的十佳通讯员，成为《岑溪报》的顶梁柱，成为一些大小政客的政治工具。 　　我就在一个个本质或非本质的新闻事实之间左奔右跑，在报纸的版面上冲锋陷阵。我马不停蹄，几乎牺牲了所有的休息日，还养成了不用午睡的习惯，中午也要挎着一台照相机，骑上报社为我配备的摩托车满城乱转，像一条狗在村中寻找人的大便一样寻找着社会新闻。由于工作的出色表现，我很快便被吸收为合同工，紧接着又转了干，还被命兼任县委宣传部的新闻科长。不久县委集资建房，我也要了一套，终于在一座小城里找到了一个可以避风避雨的地方，结束了自己在家乡流浪的生活。 我在报社干了两年，有怨有悔也一如既往，终于为自己前行的路打下了基础。沉沦的“三陪先生”1996年7月，我从岑溪报社调入岑溪市委办公室，当上了市委秘书。之所以不说“县委”而改称“市委”，是因为3月份时经国务院批准，岑溪撤县设市了。 我原以为当个市委领导的秘书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不过是给领导写写讲话稿、给提个包跟屁虫般跟在爷们后面罢了。可是不干不知道，一干才知道。原来在整理材料、通知爷们开会、写会议报告等等杂七杂八的事之外，还有个“三陪”任务，那才是要命的干活，功夫在秘书之外的。4个市委秘书有两个是女的，她们也是“三陪女”，我和另一位是“三陪先生”。她俩和他到底是怎样陪法的，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自己那段岁月是怎么个陪法。我的“三陪”是：陪吃、陪赌、陪活动。 首先是陪吃。我跟的爷是市委书记，全市的“一把手”。我的爷是从外县一个乡一个村的民兵营长干起的，当过的“官”大概有：乡政府的秘书——公安局的秘书——办公室主任——刑侦队副队长——政委——县委常委——副县长——县委常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地级市的副书记了。从他的发迹史来看，我跟的爷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我跟在他背后，就只有唯唯喏喏的份了。因为他是外地人，是交流干部，家属没有调来。我在县城也是孤家寡人，陪吃就从早餐开始了。每天早上6点我都必须准时醒来，说“必须”是有些无奈的，我的床头放着三个闹钟，即使有两个坏了，也起码有一个准时会响。6点15分，我总会准时出现在红楼宾馆二楼餐厅的“金兰”包厢，按爷的喜好叫服务员准备好早餐，待爷一上楼梯马上给端上来，自然是热天不准热，冷天不准冻的。早餐一般没有什么故事，如果没有客人来就两个人。一边吃一边安排当天的工作，交待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比如中午有上级某某领导到啦，在哪家饭店吃午饭点些什么菜饮些什么酒啦午休安排在那里之类的。如果是一般的客人用电话找到了爷而爷又不想见的，就由我出面接待，找个理由说书记开会或有紧要事下乡了，为他们安排好食宿然后了事。所以早餐是比较轻松的。中午和晚上就不同了，中午饭和晚饭其实是酒的战场。因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没有酒是没有诚意也没有气氛的。上级领导下来检查，就更要准备好酒了。工作中干不好的地方，就在酒桌上补。招呼是一定要到边的。小城也是一个小社会，人是分等次的，从经过常委会讨论定下的接待标准中可以看出来。山高皇帝远，虽然党中央三令五申严禁公款吃喝，但我跟的爷和他的爷们照样疯狂于餐桌上，吒咤风云于山珍海味之中，我行我素。 好酒，好菜，还有带有地方特色的黄色笑话，我和我跟的爷几乎每天都在娱乐百家。小城虽小，但因为在广西率先改革开放，加上盛产可与“印度红”“巴西红”比美的“岑溪红”花岗岩板材，是有着“广西的小深圳”和“冒出来的开放区”美称的，大街上酒店、娱乐城绝对比米铺多上几倍。来客络绎不绝，陪吃的差事，只用半年就把我锻炼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酒鬼，有时候中午一个人喝了一瓶五粮液，晚上又喝上一瓶酒鬼，宵夜的时候还要和客人碰上几瓶啤酒。连续作战使我不得不学会欺骗，常常在恶战未打响之前偷偷地叫服务员拿来一大碗稀饭吃了，先打好酒底，喝到中途，借口洗手，到卫生间开着水龙头，用手指直往喉咙里戳，让胃里所有的东西全部吐出来，用水漱了口，又回到酒桌上挑起战火或者沉着应战。我跟的爷规定，在酒桌上是不能挂免战牌的，他说：“你喝死在酒桌上也是为全市人民服务，市委市政府会按因公殉职给你记功的，还要号召全市人民向你学习。”我听了虽然脸上挂笑，心里还是要狠狠骂他狗杂种和王八的。有一次自治区计生检查组搞突然袭击，悄无声息地到一个镇里检查完了才通知市里，检查结果肯定是计生工作不合格的，准备给全市扣上一顶大帽子。因为计生工作是“一票否决”的，我跟的爷气急败坏，绞尽了脑汁想办法补救。后来通过自治区上面的熟人，打听到检查组的组长喝酒很厉害，于是马上叫我通知两位女秘书，晚上一起用酒“搞掂”那个组长。一上到酒桌我傻了眼了，原来那组长是个女的，40来岁，长得肥头大耳。那女的果然好酒量，看着她大概喝了半斤多时，我们开始发动进攻，说尽好话，用酒轮番敬她。一轮下来，聪明的她看出了我们的用意，怎么说也不和两位女秘书干了。说什么“好女要和男斗”，提出要和我单挑。我犹豫了一下，望向对面的那个爷，见爷也红了脖子红了脸，向我低喝一声：“上！”我只好舍命陪君子了。那晚我和她用大杯干，平分了三瓶五粮液，后来彼此都醉得一塌糊涂，我回家回到楼下，从地下吐到五楼，从客厅吐到房间，书房也吐了一地，唯独找不到卫生间。第二天早上，我依旧颤巍巍地到红楼吃早餐，发现拿筷子的手抖得厉害。检查组的人告诉我们，说检查过关了，可组长还在床上躺着呢，怕是中午也起不来了。 我几乎天天都是早上6点被闹钟吵醒，然后天天晚上要到12点以后才回到家里，在床上和3个闹钟睡觉。有时候醉得连洗澡也洗不了，衣服十天八天没洗是常事。有一回我妈入城，光是帮我拖地板洗衣服就干了一整天。相对于陪酒而言，陪赌要轻松些，陪的次数也少些。因为赌博这种东西是投其所好的。上头来的人有喜欢玩一下麻将玩一下扑克的，还有玩象棋的。我只对麻将有些研究，所以只能陪会打麻将的领导“娱乐”。这种“娱乐”是相对保密的，一般在公安局的招待所或武装部开的长城宾馆进行，绝对不能有什么差错的。说是陪，是因为我手中的钱不是我的而是公家的，虽然是明摆着要送钱给对方，但我们在玩的时候还是要讲究艺术的，要巧妙，过程要有输有赢，结局要必须是对方赢。像我们陪赌的，如果手头上还有几百或一二千输不出去，就成了自己一个通宵下来的辛苦费。那几年中，我出卖着我的青春，赚回了不少辛苦费。许多个陪赌的半夜里，我趁着喝茶的机会到阳台上放松，发现世界一片黑暗。但是，黑暗继续黑暗着，我无能为力。 陪吃和陪赌我已经是拼了命了的，在下面还有个陪活动。活动的内容通常包括唱歌、跳舞、洗头浴足和洗桑拿，末了还要去找些有地方特色的宵夜。小城的夜生活丰富多彩，声色犬马的，都是些石材老板和手中有点权柄的大爷小爷们。我的第三陪一般在第二陪过后不久拉开帷幕，晚上7点左右选一个夜总会，打电话去叫他们留着最好的包厢，开好空调，准备好小吃和新鲜水果。酒饱饭足之后，由我带上客人直奔目的地而去。我们常去的夜总会，音响和装修在小城都属一流，“三陪小姐”也是最多最年轻和最漂亮的。在会场主席台上一本正经、道貌岸然的我们的爷们，一到了夜总会的包厢都会原形毕露，做出一些与身份极不相符的事情来的。有一个从省城下来指导工作的副厅级干部，一天晚上换了7个三陪女。“皇冠”的包厢都是特设的套间，大包厢里包着4个小包厢，每个小包厢都有单独的音响设备，音乐与外边大舞池同步，每个小包厢还设有洗手间。那个爷们搂着一个丰满的三陪女进了一个小包厢，不到5分钟那女的跑了出来，我去责问她怎么回事，她说那个老板手重，痛得她受不了。我马上到外面的走廊里，从排着长队的小姐中又挑了一个，进去不到10分钟也跑了出来，眼里仿佛还有泪光。无奈，我这个“三陪先生”只得不断地给他换人，那天晚上从8点到12点，一共叫了7个进去！我的天，每个50元的坐台费，差不多是我一个月的工资了。在娱乐场所我们不论对方官大官小，一律称之为“老板”，我的大老板小老板们就如此这般地为人民服务着。小城里的三陪女大都是从外边来的，贵州、湖南和四川的居多，有三十多岁的，也有十七八岁或者十三四岁的，大多数在二十三四岁之间。有的还是大学生，我认识的两个，一个攀上了一个副局长，后来成为县城一间中学的英语老师。一个攀上了一个副市长，后来成为一名交警。好几次我酒后驾车闯红灯，让那个交警给拦下来了，一看是我这个常去夜总会给小姐发坐台费的“老板”，就会问我有没有事能不能开车，然后极其高傲地摆了摆手让我开走了。 我“三陪”过的最多客人的一晚有80人，那是些会议代表，包完了那个夜总会三分之二的包厢，光是发给三陪女服务费就是4000元！我不会跳舞，我的客人一个个搂着小姐到大舞池去“慢三”“慢四”时，我就留在大包厢里唱卡拉OK，看着那些爷们留在沙发上的包包和手机。为了制造气氛，我也经常点上一个小姐，和她猜拳划码赌啤酒。彼此摸摸捏捏也是常有的事。有一回我陪的一个爷对三陪女也十分过分，连我也看不下去。趁着他们去舞池跳舞的时候，从他的包里拿了半盒名片，跑到走廊外发给一群三陪女，说是我的名片，叫她们到南宁时打电话到办公室或家里找我。我真希望自己的恶作剧能生发出一些故事来，让那个拈花惹草的家伙尝尝河东狮吼的厉害。 　　我就在迎来送往中，一点一点地消耗着自己的青春。我甚至不敢企望将来，因为我不知道明天会和今天有些什么不同。如果将来等同于现在，那么，我的未来也是没有意义的岁月。所以，在那几年里，无论醒着还是醉着，我都在迷糊着、沉沦着。 青春写在一根火柴杆上 最终，怀着一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初衷，我在1999年的春天选择了对家乡的逃离。几乎是左脚跨出那个名叫岑溪的小县城，右脚便已流落“绿城”南宁。似乎还来不及看清这个城市的容貌，我就和许许多多相识或不相识的人们一样，昂首挺胸地踏入了新世纪。 在琅东这个新兴的、在首府最具知名度的开发区，虽然少有摆地摊的、擦鞋的、算命的、刻章的、修表的和浓妆艳抹拉客住店的，但到处是崭新铮亮的高楼大厦，好像要很努力才能望得见更为广阔的景象，让人无法生发读书人的优越感。好在南湖就在身旁，她的静谧，她的温柔，总在淡淡地、无言地抚慰着游子的心。并且，让飘泊者常常有梦。 在单位的指派下，我对时间身心棺许，开始漫游整个广西。从桂东到桂北，从桂中到桂西再到桂南，我的足迹遍及全广西所有的县市。在蒙山的长坪乡，我畅饮过瑶家自制的米酒，陶醉在茶山湖的美景里；在南丹的里湖乡，我领略过“白裤瑶”嘹亮的歌声；在扶绥的东罗镇，我深深感受到壮家主人的诚挚热情；在都安那些四围尽是山峰、锅底般的弄场，我沉浸于小村屯的静谧；在龙州那吹来异国风情的夜市，我流连沉浸于“小香港”的流光溢彩……和许多同志一样，我领着一份微薄的工资，过得有幸福也有痛苦，过得有快乐也有忧伤。 半城绿树半城楼，半城歌舞半城愁。绿城如梦，四季都有绿叶新生，四季都有红花倩影。往往，当我出差回来，走在微风吹拂的南湖之畔，思绪却又飞到某个地方，记着某个专业户约自己什么时候去品尝他成功的喜，院，记着某个上访户还在承受着有冤无处伸的因顿与忧愁。往往，当我坐在电视机前，享受着“同一首歌”带来的欢笑，眼前却又会不时闪现某个贪宫丑恶的嘴脸，某个，失学儿童茫然的眼神，耳畔也会传来某个白血病人无助的啜泣。很多时候，我情不自禁，我热泪盈眶。我知道，我是一只从山里飘出的风筝，我想越飞越高，越飞越远。但总有一根线系着我，把我的心、我的疼痛，永远系在出发时的土地上。风，在不断地吹着；雨，在断断续续地下着。风雨湮灭我的足印，风雨涤荡着我的灵魂；一直以为正邪自古同冰炭，一直以为身正不怕影子斜，但是我还是尝到了遭遇诬告的滋味；一直以为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我至今仍然遭受不少人无聊的非议和无知的嘲笑；一直以为做人应该视钱财如粪土，一直在为所谓的理想而穷开心，但我还是害怕了身上不沾五元钱的穷困潦倒的日子。 我身在南宁，但我始终没有忘记生我养我的那一片热土。作为一名记者，我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尽管我的人事关系还在岑溪，但我也开始动笔了。——事不等人，许多问题使我管不了那么多了。2000年3月20日，新华社的《广西内参》第一次以附页的形式，向自治区党委书记曹伯纯同志发出了一篇专供他参阅的内参。这篇后来被岑溪的主要领导认定为“犯上作乱”的内参，就是我梁宇广采写的，它就是《岑溪市“三讲”追求享受》，原文如下：岑溪市进行第一阶段的“三讲”教育时，参加“三讲”的市领导干部住高级宾馆，吃野生动物，坐豪华小车，“三讲”变为“讲住”、“讲吃”、“讲行”，在当地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纷纷议论市领导“三讲”太会享受了。经本刊编辑部核查，这位读者所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 一、讲住。岑溪市“三讲”教育的第一阶段从3月7日到2月27日，共21天，其中集中学习8天。在这8天里，即3月10日至18日里，该市的“三讲”对象全部集中到距离市区2公里、前年才建成的高级宾馆绿云山庄，进行封闭学习。学习用的大会议室，音响、空调等设备样样完备，统一着装的服务小姐不时进来给每位领导端茶倒水。参加“三讲”的市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公安、检察、法院等8家班子的领导共48人，晚上住的均是228元一天的房间，市委书记肖军忍的单间1101房的隔壁就是浴足中心。自治区驻岑溪“三讲”巡视组则被安排到当地的涉外宾馆红楼宾馆中住，巡视组组长庞家旺住的是588元一天的1301豪华套房。 二、讲吃。在绿云山庄封闭学习期间，市“三讲”领导小组给“三讲”对象安排的伙食是200元一桌。除早餐外，每顿饭都有鸡、鸭、鱼等肉菜，还有当地比较罕见的黄掠、野蜥蜴(当地俗称“落水狗’’)。8天时间，只要求每人交50元伙食费，尽管如此，个人掏腰包的也仅有一名副书记。 岑溪市“三讲”办还制订《“三讲”教育期间市领导陪同巡视组用餐安排》方案，从星期一至星期日，一天三餐均安排一名领导陪同自治区巡视组成员在红楼宾馆“银厅都”包厢用餐，自治区巡视组的成员也没有拒绝。 三、讲行。在8天的封闭学习中，绿云山庄的停车坪上泊满了小车，其中不少是超标豪华车，如皇冠3.0和2.8、丰田V6、三菱越野等。一名女服务员感慨：“我从来没有一下子见到过这么多这么靓的小车。”领导们集中在会议室学习，开车的司机却集中在房间里，用扑克和麻将赌钱。 岑溪市还为自治区巡视组配备了一辆三菱越野车，车牌号为桂D20760。至今为止，岑溪市的“三讲”对象依旧每日以超标的专车代步。群众对“三讲”期间出现这种现象议论纷纷，传扬极广。 岑溪市“三讲”教育进入第二阶段后，需要集中学习讨论时，地点同样定在绿云山庄，如4月4日的常委讨论就安排在山庄的B幢小别墅进行。 区党委书记曹伯纯随后在内参上作了重要批示，要求严肃查处。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调查组还没有到达岑溪，那篇内参就被一个听说是姓邱的人传真给了市委书记。结果可想而知，自然查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过不了多久，预计中的风雨来了。先是不断有老上级、老朋友找我谈心，劝我还是以大局为重，明哲保身，不要和手中有点权柄的人作对，他们说吃亏的肯定是我。我其实早就做好了吃亏的准备，所以对他们的话不以为然。 2001年7月，岑溪市委、政府“两办”又给我送来了一份礼物，那是一封写给当时的新华社广西分社社长的告状信。全文如下：尊敬的社长： 你好！我们是新华社《广西内参》的忠实读者，内参改版后，为各级领导提供了大量很有价值的信息资料，特别为我们基层党委、政府的各项决策、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和有益的参考。我们关爱这份刊物，并衷心希望《广西内参》越办越好，成为我们的良师益友。 我们在阅读今年近几期内参后，并经调查研究，发现实习记者梁宇广所写的报道有许多失实之处，现特向社长汇报： 在《广西内参》2000年第三16期“农村经济透视”栏目中《岑溪市不良债务严重阻碍农村经济发展》一文里，梁宇广写到：一、“到1999年底止，岑溪市镇村两级共负债13472.97万元，其中乡镇级11006.27万元，村级2466.7万元。全市17个乡镇277个村（街），每个乡镇平均负债647.4万元，每个村（街）平均负债10.5万元”这些数字与事实不符，我们认为他以偏概全，只讲债务而不讲债权，另全市是235个村（街）负债，并非是277个村（街）都负债，若277个村（街）平均每个村负债10.5万元，全市村级负债则是2908.5万元了，与其自己所讲的2466.7万元也自相矛盾（同信附上岑溪市政府办的《信息快报》，内有债权、债务数，供参考）二、文中说“……二是发放工资困难，到今年平3月底止，岑溪市欠发干部职工工资6100万元；…..”这也是失实，从去年七月，干部职工增资后，岑溪市每月工资总额由原来的700多万元增加到920万元，至今年三月底，全市欠发工资是672万元。不知道梁宇广同志的欠发工资6100万元数字从何而来，就是1——3月全市工资分文未发，总数也就是2700多万元，何来的6100万元？（详见财政局有关资料）
三、文里又说：“……四是乡镇干部违法乱纪案件增多。镇村负债过重，让许多靠走后门当上的乡镇干部感到无油水可捞，于是便参与赌博和为非法经营木材的个体老板撑腰，还想方设法对群众敲诈勒索。如昙容镇分管计生工作的副镇长覃军和，采取手段对超生、偷生户收取超生费，想尽办法逼迫对象‘你肯我愿’。一位超生户说：‘覃军和’查到我计划外怀孕，当时说罚3000元就可以生下来，后来收了6000元，不给不行。乡镇干部的恶行，使民愤极大。”梁宇广的这一段报道更是严重失实。我们在读了这篇文章后，专门对这一问题作了负责任的调查，事实是：首先覃军和不是靠走后门当上的乡镇干部、副镇长。该同志是82年中专毕业后分配在吉太乡工作，84年调南渡镇武装部工作，90年10月调大隆镇武装部工作，任副部长；95年10月调樟木镇任镇党委委员；99年9 月调昙容镇工作，任副镇长。覃军和同志中专毕业分配工作后，10多年里，数易乡镇，靠的是踏实肯干，一步一个脚印走上了乡镇领导的岗位，而不是“走后门”。第二，梁宇广文中提到的超生户，不是普通的百姓群众，而是国家双职工，男的叫陈安波（南渡畜牧站工作），女的叫梁媚（昙容镇林业站工作，是梁宇广的堂妹），陈、梁夫妇违反国家计生法规，超生一孩被群众揭发，覃军和副镇长等三名干部对其进行查处后，梁宇广曾频频出面说情，但未达到其目的，从而对覃军和同志产生不满（附有关材料）在《广西内参》2000年第20期梁宇广所作的封面照片“风雨桥”图片说明也失实（同信附上岑溪建设局材料）我们认为，梁宇广同志的有庆(关)报道之所以失实，究其原因有：一、作者深入调查研究不够，有道听途说的毛病。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在新华社《广西内参》这样有份量的刊物发表文章，应以对党、对人民、对事实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去报道，而不应该使用道听途说，浅尝辄止，断章取义的方法，这是作者素质不高的表现。二、作者在少数稿件中掺杂有严重的个人私利，有利用自己手中的笔杆泄私愤之嫌。这也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思想素质亟待提高和加强。应该承认，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是存在一些缺点、不足，需要认真改进。但我们认为，梁宇广在三个月时间内在贵刊上发出四篇批评报道，连续报道一个地方的阴暗面，对市委、市政府领导集中精力贯彻区党委的工作部署不利，对岑溪两个文明建设，对鼓舞干部、群众的信心，增强凝聚力也不利。
以上汇报，如有不妥，敬请鲁社长批评指正。
中共岑溪市委员会办公室（公章）
岑溪市政府办公室（公章）
2000年7月16日文中把梁媚说成是我的堂妹，更令我啼笑皆非，因为，我的两个堂妹至今（2004年）还没有结婚。幸好我写文章早已经不是新手了，什么证据都在自己手上，要不，我不被炒了鱿鱼才怪。我知道报复是必然的。果然，有人放出话来，说什么只要“梁宇广踏入岑溪半步，他不是被人打就是被车撞”，说什么“梁宇广的家人和亲戚将永远不得安宁”……他们也不是说说算了，还真有人行动了起来。最先是我家里的电话老是在半夜里莫名其妙地经常响，不接的时候老是响个不停，一接就没了声音。我只好向公安局的朋友求助，对方却说爱能莫助。紧接着，家里的内线电话被扯断了，一问市委办公室，说是领导的意思。还有，只要我回到岑溪，无论我走到哪里，旁边总会有三两个可疑的人在转悠。就连我良状村家中的闭路电视线也无端被剪断了，一问说是应该交收视费了，气得我老爸一下子交了10年的收视费。对于报复的到来，我有的是思想准备。但是，令我想不到的是，有些报复是那么具有戏剧性。其实，如果仔细想想，那也不足为奇。因为，我得罪的那些人的心思又怎么会用在为人民服务上呢？他们虽然是人民的父母官，但他们是不用为人民服务的，他们只管做官，只管吃好喝好了想些计谋整人。整整一年后，也就是2001年平3月20日，岑溪市委以岑干[2001]20号文件，免去了我的市委秘书职务。同日，岑溪市委组织部又以岑组干[2001]16号文件，免去了我的市委办公室新闻股股长职务；不约而同地，梧州日报社也于同日下文免去了我兼任的梧州日报驻岑溪记者站站长职务。我发第一篇内参时是3月20日，他们下文免去我所有的职务时，也是3月20日，真是无巧不成书。接下来，自然就是乱棍打死师父一般的混战了。老实说，我是狂妄自大的，我一直把那些站在党和群众对立面上的人，全部当作自己的敌人。我抛弃了我用多年奋斗换取的“铁饭碗”，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一场敌众我寡的战斗中。因为我写的内参和其它很多文章，我最终成为岑溪那个小地方黑帮和政治共同的敌人。由腐败分子操纵的政治集团说我是“反骨仔”，黑帮的“大哥”和马仔也都骂我多管闲事。2004年十一期间，我又回到岑溪，就遭遇了一场场“战斗”。不过，还好这回是酒战了。那是艰苦奋斗的时光，我们从城东喝到城西，从城南喝到城北，从一楼的田螺摊喝到楼顶的冰花城。那是充满激情的岁月插曲，在不同场合的酒桌上，遇到不少一脸清高而又一肚坏水的公务员，遇到不少口是心非的小人，遇到不少两面三刀的家伙，遇到不少黑社会的小喽罗。还遇到两个刚从钟山临监狱出来的原来的市领导，他们同样向我敬酒，同样说感谢我一直以来对他们的关照。在那种场合，我只能立即皱起脸皮堆出笑容，我会干净利落、恭恭敬敬地回敬，对方敬我三杯，我就敬对方六杯。我一边鼓足勇气把酒喝下去，一边咬紧牙关把想造反的酒镇压下去，一边用力握对方的手、抱对方的腰、亲对方的脸，一边恶狠狠地在心里骂：“现在是什么社会了？贪官多过群众、贼佬恶过人！”但是，我小梁毕竟还是个男人，低声下气多了也会“老夫聊作少年狂”的。10月7日这天中午，就是一场以酒杀敌的战斗。战斗一直从中午11点战斗到下午三点，我朋友的车来接我回南宁了，他们还不放过我。有一个在前年打黑被打下来的、现在保外就医的原公安局副局长非要和我对干了一瓶四特不可，说什么如果不干的话说叫他在交警的老部下拦车不让出城。想到自己是老党员了，不跟腐败份子一般见识，还是要以工作为重，我就说酒我就服输了，愿自罚三小杯好走人，他也同意了。可是我干了三小杯后，他还说不行，再要干上三小杯才算数。还威胁说如果不干的话就走着瞧，说什么你出得城就算有本事。一句话激得我怒火冲天，我把手中的小酒杯往地上一砸，看也不看他一眼就出门、上车，重重地关上车门，扬长而去。车刚到容县境内的时候，那人渣打来电话说：“算你有种，我的人跟不上。”我记着他的话了，我很温柔地对他说：“没问题的，你叫他们跟到南宁也可以的呀，大家半路动手醒下酒也好。不服的话，下次回去要喝得让你仆街！”从这座城市身边流过的邕江，流走了历史的尘烟，流不走今天的市嚣；从身边吹过的风，吹走了昨天的屈辱，吹不走今天的忧闷，更吹不走明日的迷茫。再多的酒也无法把我真正灌醉。只有太多的梦想才能把我真正灌醉。我把青春写在一根火柴杆上，燃烧是必然的——因为燃烧能发出光和热，而自己只要能发出一些光和热，我就不用理会自己能燃烧到什么时候。反正，结果都是一样的——最终变成灰烬。即使变成灰烬我也无怨无悔，因为，人终有一死，与其像某些人一样死得阴阴湿湿，还不如像某些人一样死得清清爽爽、光光荣荣。让我最感到痛心的是，许多本应受到党纪国法惩处的官员，不但还逍遥法外，而且照样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有的甚至把官当得越来越大了。就是许多受到了处罚和判刑的，现在也纷纷出来了。他们不但神气活现，还扬言开始行动，让我没有好果子吃。这也是促使我重新发表这篇文章的主在原因，如果我有一天突然出事了，那绝对不会是什么意外。如果我受到了伤害，所有的“意外”肯定都是人为的。这一招，许多官员和黑社会的人都屡试不爽。

附：
一个花岗岩之都的“黑恶时代” 岑溪市是桂东南大地崛起的一座年轻城市，由地级梧州市代管。岑溪经济因石材而迅速发展，还因此被称作“广西的深圳”。恐吓信和“霹雳行动” 然而，这座建立在花岗岩上的城市，却被一股暗流侵蚀着，阻碍了她的发展。2002年第6期的《三联生活周刊》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题为《黑帮与政治》，其中说道： 岑溪是建在石头上的城市——花岗岩左右着岑溪的命运。5月下旬，岑溪当地一大批高层干部被审查。再早些时候，当地颇有影响的”二程”以涉嫌黑社会的名义被逮捕。这些被审查的政府官员都与”二程”有关。 打黑与反腐岑溪市“官场”上的腐败黑幕的真正揭开，是以2002年4月12日的一场代号为“霹雳行动”的打黑除恶斗争的展开为标志的。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酝酿以久的战役。长期以来，群众对岑溪市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的举报接连不断，而梧州市公安局也从切身的体会产生了警觉：近年来进行的扫黑行动在别的地方都战果辉煌，唯独在岑溪市的严打行动却总是收效甚微。这一情况引起了梧州市政法委和公安局领导的重视。于是，由市政法委牵头，纪委、公安、检察等部门组成了联合调查组，于2001年先后两次秘密赴岑溪市进行调查摸底。在此基础之上，梧 市果断地对岑溪市公安局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大调整。2002年3月，岑溪市公安局打掉了作恶一方的“矿霸”、“街霸”、“路霸”、“村霸”等黑恶团伙共13个，抓获团伙成员130人。而就在此时，岑溪市黑恶势力的头目、“二程”中绰号叫“睡狮八”的程学德却有恃无恐，依然聚众在该市波塘镇利用“六合彩”进行赌博，参赌者涉及9个村数千人。“睡狮八”在岑溪市叫得最响。 3月12日晚，岑溪市公安局部署了打击“六合彩”统一行动。抓捕小组将程学德逮了个正着。“睡狮八”暴跳如雷，指着公安局的民警破口大骂：“你他**敢抓我?大家边走边睇，睇睇是你搞掂我，还是我搞掂你!” “睡狮八”的嚣张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他被捉后不久，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便开始跳出来活动了。他们四处为程学德说情，放出风来说如果和程学德这样的“经济能人”过不去，将严重影响岑溪市的经济发展。岑溪市公安局许多领导的家中经常接到恐吓电话，声称如果不放程学德，便要炸死他们的妻子儿女。3月底，程学德被劳动教养。这时，第一封针对岑溪市公安局正、副局长的恐吓信出笼了，信是这样写的： 陆志光、李志才你俩听好!如不把程学得放出来，你们在职时间也不得安宁，小心你家里人，公安局也会变成平地，岑溪市的治安将会血流成河。你们可以不信，但会用事实证明来给你看。希望把程学得放出来，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你们不放，下一站程学得一样可以出来，希三思。 这封信虽然不太通顺，还夹杂有错字。但还是让人一下子就嗅出了一股血腥味。岑溪市公安局于是将情况向上级公安机关作了汇报，梧州市公安局随即也向市委、市政府领导作了汇报。梧州市有关领导指示：立即采取行动，将横行岑溪市的黑恶势力一网打尽! 于是，4月12日，梧州市调集了150多名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武警官兵分为三大组，在市公安局局长陈国的直接指挥下，展开了名为“霹雳行动”的抓捕。将岑溪市黑恶势力的另一头目，程学德的弟弟、绰号“阿姜”的程学满及其一帮骨干成员一举抓获。程学满的嚣张气焰比程学德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拘捕他的公安干警叫骂，嚣张之极。 程学满落网之后，第二封以“岑溪全体老湿英雄”(‘老湿’就是流氓)的名义写的恐吓信，竟然寄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主要领导和公安厅厅长的手上。信中扬言，如果不将程学满、程学德放出来，就要“炸平广西地市以上的公安局”!而岑溪市黑道的头号人物、绰号“欧漏”的欧杰雄一直在逃。他是个孝子，得知父亲病重，在杭州藏匿时就已经作好回去投案自首的准备，还写好了自首信。但他2002年6月一出现在上海虹桥机场就被抓获了。 随着审讯工作的展开，“二程”背后的腐败官员也渐渐地浮出了水面。据公安机关统计，岑溪市涉及“二程”案件的党政官员有二十多人。梧州市于是决定由市纪委和检察院对其中的9人进行“两规”和立案侦查。5月13日，从纪检监察、检察、武警、公安、法院抽调的100多名精兵强将，分乘几十辆车在岑溪市绿云山庄集结，随即对涉案的有关官员采取了相关措施，其中有岑溪市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法院院长、原人大主任等人。 一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展的“霹雳行动”，结束了这个花岗岩之都的“黑恶时代”。
黑道和白道 如果说岑溪市的黑帮有什么特色的话，那么其最大的特色就是热衷于走“上层路线”，有意识地追求一种与政治权力的结盟。这一特色是由岑溪市黑帮的“老大”、绰号“欧漏”的欧杰雄开创的，且在岑溪市黑帮的发展中不断得到继承发扬。这一点，也使得欧杰雄以及随后的“二程”黑恶势力与其他地方的总是“打打杀杀”走“下层路线”的黑恶势力比较起来，少了暴力色彩和血腥程度，多了合法色彩和隐蔽性。 在一份份判决书中，可以看到，虽然岑溪市的黑恶势力涉嫌犯有故意伤害、非法拘禁、聚众赌博、敲诈勒索、非法运输爆炸物品、窝藏包庇和破坏生产经营等7项罪行，但总的特征，它还是明显地区别于人们所常见的以暴力为主要手段的黑帮，并没有涉及一桩命案。相反，无论是欧杰雄还是程学德、程学满，他们在社会上都是以“企业家”的面目出现的。在岑溪市委办公室编印的、由市委办公室主任主编的一本《研讨论文集》里，赫赫然有一篇题为《加强行业内部协调管理，促进石材工业可持续发展》的论文，作者就是“欧漏”欧杰雄，文末标注的作者单位是：“岑溪市石材工业协会”。 在许多人的眼里，“欧漏”、“二程”等人是岑溪市的社会名流，是“经济能人”，并非那种在街头上混的“老湿儿”(小流氓)。这就为他们与当地一些官员的结盟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欧漏”的发迹，源于其对岑溪市花岗岩资源的垄断和占有，而这种垄断与占有则是以他发掘和利用权力资源为前提的。欧杰雄本人是原岑溪县县委书记蒙某的女婿。岑溪市至今流传着他为了出人头地找靠山而追求县委书记女儿的故事。当上了县委书记的乘龙快婿，欧杰雄便开始了他的“事业”。他开办了自己的第一个石材厂，在经商办企业的堂而皇之的“合法”外衣掩盖下，对岑溪市的花岗岩资源搞起了“圈地运动”，成为岑溪市呼风唤雨的人物。 为了攫夺最大化的利润，欧杰雄开始与政府对抗。1997年前后，岑溪市政府要求石材企业用电量计税。按新的计税标准。切割花岗岩用的一台界锯每年大概要交1万元的税。这当然“损害”了石材业主的利益。于是，在欧杰雄的幕后操纵下，最后引发了岑溪市的一次持续一个星期的停产事件，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当然，欧杰雄与政府的对抗是隐蔽和非经常性的，至于政府一些具体的手握权柄的人，欧杰雄则尽其巴结讨好之能事。这一点也为继欧杰雄之后、在岑溪市黑恶势力中迅速崛起的“二程”所学习。程学德和程学满兄弟原是欧杰雄手下的两个跟班。1998年以来，“二程”通过聚众赌博活动，先后结识了一批混迹于社会上的违法分子和闲散无业人员，并以解决生活困难为名，安置他们到自己所开办的矿山和石材加工场工作，最终形成了一股与欧杰雄平起平坐的势力。除了赌博之外，“二程”也一样将眼光放在了岑溪市的石材资源上。与欧杰雄如出一辙，他们也一样以强买强卖为手段。如果有谁不买账，他们便会报以颜色。如2002年2月，程学满指使其手下用勾泥机、铲车轮换日夜作业，故意将泥土和废石料倒到与他的一个矿场相邻的杨某的矿口内，致使杨某的矿口被掩埋了三分之二，被迫停工。杨某多次请求程学满予以清理，程学满不予理睬。杨某被迫停工达两个月之久，遭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二程”缺少欧杰雄所拥有的与权力的亲缘关系，就更加注重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拉拢和腐蚀。而且，“二程”的这种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拉拢和腐蚀可以说是“卓有成效”。 在岑溪，“欧漏”、“睡狮八”和“阿姜”在黑、白两道都通行无阻。以致于一些小流氓经常打着他们的旗号招摇撞骗，到处敲诈勒索。1998年，昙容镇有一个体老板开了一间小小的卡拉OK，开业不几天，就有4个小流氓开着一无牌的小车来收保护费，他们自称是“欧漏”的手下，一开口就是每月2000元。老板请来派出所长赖某一起吃饭，席间4个小流氓扬言：不要说你派出所所长来，就是公安局长来今天也要收到钱，否则后果自负!身为派出所所长的赖某被吓得中途退席。结果，经老板苦苦哀求，对方终于答应只收600元。腐败与风气 腐败与风气广义上的腐败除了官场的腐败之外，还包括社会的腐败，二者是相互关联并相互影响的。社会的腐败，说到底就是社会风气的败坏。在石都岑溪市，这种不良的风气是确确实实因为有一批风气不正的人而存在的。 一是赌博风。岑溪市黑恶势力的一个主业就是开设赌场从中渔利，它对民间的赌博之风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至于连岑溪人自己都说“岑溪人好赌成性”。另一方面，岑溪市的许多党员干部甚至一些领导干部的参与，更助长了赌博之风。如岑溪市原市委副书记莫以海，其赌瘾之大在岑溪的党员干部中是尽人皆知的。此外，有的领导干部即使本人不参与赌博，但他们对岑溪市的赌博之风的态度是暧昧的、宽容的、默许的和放纵的。如时任市委书记的肖某，便经常开玩笑问某镇一姓张的书记：“昨晚赢了还是输了?赢了多少?”。堂堂一个市委书记，问起他手下的干部的赌博情况，平常得像是问别人“吃了饭没有”一样。而某局一个局长竟堂而皇之开赌，经常不分白天黑夜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以用扑克牌玩“三公”的形式聚赌，一个办公室挤满了本单位手拿现钞参赌的男女职工和其他单位的“赌友”。可幸的是，这位局长大人后来选副市长没有选上。 好赌之徒在岑溪市“极有市场”。据知情人介绍，在岑溪市部委办局的领导中，有一半以上的“一把手”热衷于赌博。其中不乏原财政局长、银行行长、建设局长、国税局长、国土局长等手握“钱柄”之人。这就误导了当地的干部群众，在他们看来，不赌博当不了领导，或者应该这样说，不赌博当不久领导。而对于这些“好赌之士”动轧一万几千、几万或几十万元的赌资的来源，并没有谁去深究。 有一个故事或者可以说明岑溪市的赌风之盛：四位局长约定在岑溪市的榕湖饭店大赌一周，为免干扰，于是各自对夫人说到南宁开会学习，带好行李出了门。谁知，几位局长的车都开进了广场旁边的榕湖饭店，叫司机把车秘密藏起来后，几位一把手大战起“麻将”来，连吃饭都是叫人送到房间里。一个星期后，他们各自“风尘仆仆”地归家。这一场大战，有位局长大获全胜，赢了17万元，而最倒霉的一位，不但输了精光，还写了一张欠现金5万的欠条。 还有一个更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1997年，岑溪市召集市委办局正副职在七坪林场进行封闭学习，研究如何开发岑溪市新的经济增长点。许多领导干部于是白天开会，晚上开赌。三天下来，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二是送礼风。在当地流传甚广但至今无从考查的一个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代表了岑溪市送礼风的盛行：1997年岑溪市进行领导干部大面积调整，在大会上宣布了调整结果。有一位乡镇书记对被任为科委主任一职不满意，于是就有“能人”找到他，对他说：“只要有10万元，职务变动容易得很。”过程不得而知，但结果却令人称奇，那位乡镇书记后来当上了组织部副部长。 比这种送礼风更要可怕的是，当地的干部群众对这些现象不以为耻，却好像反而为荣。一些人为了达到“升官”的目的，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相反，一些有真本事的正直君子却备受踩压。1999年，还在当市委秘书的我，就因为看不惯岑溪市的不正之风，在《人民日报华南新闻》和《梧州日报》发表了几篇杂文，对一些负面现象进行批评报道。结果不但被市委书记在“三讲”总结会上点命批评，说我“不顾大局，英雄主义”。这还不算,在一次常委会议上，市委书记还宣布：梁宇广身为市委秘书，还专门和市委过不去，像这种有能无德的人，不可重用！在多次受到各种打击报复之后，我只有拂袖而去，被迫“炒了岑溪市的鱿鱼。”三是说情风。这一点在“二程”案发后岑溪市的一些党政干部的表现中表露无遗。一些人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声援黑帮头目，除了利益共同体的因素外，同时也与岑溪市说情风气浓厚不无关系。亲自参与此案的梧州市一些领导对此有着深刻的体会。他们说，多年来在岑溪市，一旦有哪个干部“犯了事”，其背后马上就会有一帮人为他说情。这种说情风实际上是干部队伍中一种无是非无原则的表现，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对一个地方来说是怎么估算都不过分的。因为，一个人如果无是非无原则，他什么事情会做不出来呢?同样，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了是非没有了原则，乱，就是必然的结果。 但是，时至今日，岑溪市仍没有任何一个人因说情而受到党纪政纪的处分。

温 暖

天气预报说未来三天气温一路走低，由6摄氏度一直到1摄氏度。天！我马上担心起良状村来，不知寒风里的村庄，会是怎么样子？不知村庄里的人，会不会受冷、挨饿？
此刻，窗外风很大，但阳光也很灿烂。而回忆，更使我感到温暖。一也许，正是母亲在火灶的柴堆中生了下我，注定了我的一生都会很温暖。虽然只有三面墙——第四面是邻居家的，我们家的火灶是凭福搭也的。但火灶还是火灶，没有什么能影响它为我们生火做饭。每天，鸡啼不久，天刚蒙蒙胧胧光了的时候。母亲就悄悄地起身了，她轻轻撩起蚊帐，轻轻穿上鞋，又轻轻放好蚊帐；她轻轻划着火柴，轻轻点燃火水灯，轻轻拉开房间门又轻轻阖上，然后轻轻走向火灶。那时候我们还在沉睡，也许有梦，也许没有梦。灶台是泥砖砌的，分前灶和后灶。灶上有两个镬，前灶上搁的是镬头，后灶上搁的是镬尾。镬头是煮粥和煮菜用的，也煮猪潲。镬尾用来暖水。往往，粥煮熟了，菜煮好了，镬尾水也热了。镬尾水是用来洗面和洗身的。洗了镬，从米缸量了米，从水缸舀水淘了米，把头涝米水倒入潲桶，把二涝米水倒入夹垢，母亲就坐在灶口的那把独头凳上放火煮粥。她从柴堆折了狼居草塞入火灶，用松毛引火，火“蓬”的一声燃了起来，狼居草接着就被一把把地塞入火灶。火自然是红色的，它美丽地摇曳，映照着母亲美丽的脸庞。夜还没有真正醒来，鸡公啼过之后，扇了几下翅膀，伸了一个懒腰，就散步去了，轻轻的。这时候，村里会有一两只狗爬起来，在某个墙角跷起一条腿，尽情地撒上一泡尿。心情好的时候就“哐哐哐”地吠上三两声，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张大了嘴打个哈欠，懒洋洋地走回睡觉的地方，轻轻地趴下了。粥滚了，天也真正光了。母亲就轻轻地走回房间，轻轻地把我们三兄弟一一摇醒。迷迷糊糊中，我们一边用一只手的手背不停地揉着眼睛，一边用另外一只手扯着母亲的衫尾，跟着她走向火灶。一边走，一边还咕噜着什么。火水灯就笃在灶头上，火灶里的柴不但烧得兴高采烈，还让火光窜出来照亮了整间屋子。这就使得它既显得弱小，又显得寂寞。但是，它还是那么安静地燃着，让自己在玻璃灯通里默默地盛开，像一朵很小很小的红花。碗柜下面有一个老得已经发黑了的木架子，上面一边搁着砧板，一边搁着饭煲。砧板是那种铁木砧板，上面搁着它的敌人——钋刀。钋刀每天都要咬牙切齿地欺负几番砧板，但它们还是形影不离。饭煲的上方吊着一只竹篮，是那种格子大大的大眼竹篮。篮里面装着蒜子、豆豉、大肉姜、干辣椒，还有那些用来奉神的仙香宝烛什么的，或许还有几粒老鼠屎。正面的墙上有许多口墙钉，其中的一口挂着一只酒壶，壶里面经常只有二三两烧酒，连半斤也不够，就不要说八两了。吃饭的桌子就在酒壶底下四平八稳地站着。它生得矮，所以总是仰着头看那只酒壶。虽然它的脸每天都被母亲洗得干干净净的，但上面还是有了很多皱纹，也许它也老了，像我的爷爷一样老了。只是，爷爷老了就不在了，它虽然老了，但它还在。桌子四周各摆了一条长长的板凳。人小的时候是多手多脚的，我们三兄弟都还小，就不知有多少只手、多少只脚了。于是，四条木板凳就经常被换位，有时会挤成一堆，有时会跌倒，有时还会跑到桌子上。瓦顶上的瓦光看得见火灶里的一切，几只玻璃瓦光在一群黑色的瓦片中闪亮夺目。它们有着明亮的阳光作后盾，对缠在自己身上的蜘蛛网就总是不以为然。它们都是魔术师，会把阳光变成圆的和扁的、长的和短的、淡的和浓的、浅的和深的、清的和浊的，它们让阳光照在那个门窿上，阳光就照在门窿上，有时照见猫进进出出，有时照见老鼠大行其道；它们让阳光照着镬头里的木薯粥，阳光就照在木薯粥上，稀薄的、像镜子一样光亮的木薯粥，立即就会把阳光反射开去，整个火灶就更加光明了；它们让阳光照在墙角那张蜘蛛网上，阳光就照在蜘蛛网上，尽管那样会惊醒那个正在甜蜜梦乡中的主人。母亲舀了镬尾水让我们洗面、刷牙，烫热的毛巾使每一个毛孔都张开了大嘴，尽情地吸收镬尾水的温度，并且让它立即传递到心窝里面去。粥舀上来了，像往常一样，也是镬边粥。在木薯粥滚着的时候，镬头边上的米是最多的。在那些岁月，每一粒米都是极其宝贵的。帮我们舀镬边粥是母亲一贯的作法，她的经验充满了对我们的爱意。送粥的菜，经常是咸萝卜，有时也有酸竹笋、榄角和酒糟菜。酸竹笋是自家腌的，榄角是从火烧街上裹转来的，我们良状村的人不和外面的人一般见识，我们买东西不叫买而叫裹。至于酒糟菜呢，是拿了芥菜到对面的河村煮烧酒的人家叫他们才加工的。要是在那种落霜的冬天，有了这些好吃菜，两三碗镬边粥落到了肚中，一个人就变得热气腾腾的了。我们吃饱了粥就高高兴兴地到学校读书去了。母亲一边叫我们过河时要小心，一边担起潲桶，去猪栏喂猪。她的每一天都是从喂人和喂猪开始的。当雷祖顶的上课钟声“咣咣咣”地敲响的时候，专心舀 潲喂猪的母亲，她会不会偶尔抬起头，向着学校的方向望一望？她会不会为自己天天如此的、周而复始的生活感到厌烦？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有一个好母亲。她不单对我们好，对村里的人也好；不单对人好，对村里的牲畜也好；不单对牲畜好，对村里的其它动物也好。我在村里是个有名的“懒散仔”，因为脚长跑得快，所以经常跌跤，经常跌得头上撞起了疱，她见了，就会立即撩起衫挤出些奶水来，迅速涂在我的疱上，用手揉上几揉，嘴上说着“不痛不痛”，我就真的感到不疼也不痛了。家里的那只老母鸡抱蛋，不知为什么就抱出了满窝鸡蚤，她就把鸡抱了下来，把蛋捡了下来，用烂布把它们一只只擦拭干净，然后一把火把鸡窝烧了，再找来柔软的松毛，重新给鸡絮一个窝，让它舒舒服服地抱它的蛋、孵它的儿。我放的那只小沙牛有次病了，她不但舀了镬边粥给它喝，还舀了镬尾水给它洗去脚上伤口的脓血。她痛恨的只有老鼠和蟑螂。她连经常打我的那几个人也懒得咒骂，就咒骂这两样小东西。 因为离学校近，村里人就能听到一阵阵琅琅书声。母亲就说过甚至能清楚地听到我的声音，在喂猪的时候听到过，在河边洗菜、洗衣服的时候听到过，在地里栽红薯的时候也听到过。她说听到我读《桂林山水》，像“桂林的山啊桂林的水”什么的，听得多了，她也会念了。她还说我读书像唱歌，不但好听，还好听得很。而我的爸爸呢，他并没有说过听到过我在学校的读书声。他去放木排去了，他要挣钱养家糊口。每次回来，看到我考试得了高分，见到我的字写得漂亮，他就会使劲地摸摸我的头，说一声：“使得！还没有吃坏米。”如今，我亲爱的父亲和母亲，你们是否正在村口的墙根下晒着太阳，一边和兄弟叔伯们说着话，一边迎着寒风望着公路上过往的车辆，盼望着游子的归来？二从屋里到坐落在雷祖顶半山腰上的小学，不到两公里，中间隔着一条六廓河。我们是顺着河塍到学校去的，读一年级的时候是这样，读五年级的时候也是这样。小河确定了我们上学的路线，也确定了我们的许多快乐。一河两岸，有树，有花，草就更多了，到处都是它们的身影。我最喜欢的是梧桐树，因为它长得又高又大，叶子大过我的巴掌，桐油子大过我的拳头，树干大过我家里的水桶。更能让我兴奋的是，树上经常停泊有大大小小的鸟，有鸭嘴鸟、黄颈鹤、白鹭等等，还有一些连大人也叫不出名字来的鸟。夏天，坐在树下乘凉的人，不但经常会被鸟们的吵架声惊醒，还经常会收到它们送下来的礼物——一些灰白的鸟屎。而那些不会发出声音的狗毛蛆和吊丝蛆，也会骚扰人们的好梦。在我看来，狗毛蛆不但长得难看，而且胆子特别大——它虽然是爬行的，但它也是那种一往无前的爬，爬着爬着就爬上了你的脚、你的身子，一直爬入你的鼻孔去。吊丝蛆呢，没见过它爬，它是空降下来的——用它自己的丝从树叶上吊下来，同样也会降落到你的身上，同样也会让你浑身痒痒的。有很多时候，狗毛蛆和吊丝蛆并没有对任何人造成“痒害”，是多手多脚的小朋友让它们惹事生非的——我们用竹棍挑了狗毛蛆或者吊丝蛆，让它们爬到或吊到大人身上去。我就经常这样做，让这一些自己并不喜欢的小动物为自己找到一些乐趣。其实乐趣是无处不在的，不一定非要干像我们干过的那些缺德事。河塍下的河水里，各种各样的鱼儿就可以带给我们不少欢乐。在清澈见底的河水里，鱼儿的一举一动都被我们看得一清二楚。于是，捉不捉鱼是看我们的心水，有时候我们高兴了想捉它们，有时候我们心烦了也想拿它们来出气。至于能不能捉得到鱼，就要看是它们跑得快还是我们的动作快了。塘角鱼是比较笨的，它一般以为躲藏到水草里面就不会有事了的，但是它大错特错了，一念之差使它成为我们的俘虏。泥鳅算是狡猾的了，它专门往浑浊的水里钻，但是它没有想到，我们的手连泥也捧了起来，一下子把它连泥巴一起摔到沙洲上去了。只有那些河败鱼，它们什么以也不相信，只相信一个跑字，一有风吹草动就拼命奔逃。这一招是比较有用的，水一晃就没了它的踪影，我们也不知往哪里找去。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弱肉强食，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要不要保护鱼类。现在想起来，我们的许多欢乐，也是建立在鱼儿的痛苦之上的。河里的鱼儿，也让我想起了城里的鱼儿。也许，在这座城市里，自己也只是一条小小的鱼儿。虽然还在苦苦挣扎，但最终难逃弱肉强食的命运。 虽然是“鸡屎藤又长又臭”，但我还是要说：未完待续。2004-12-28